正文
▲看书的周作人
自清末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而始，中国知识分子就为冲破传统的文化心理屏障、争取
人格新生进行了不懈的奋争，到五四形成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启蒙高潮。然而中西启蒙运动毕竟迥然有别：近代西方的历史母题是反专制、争人权，而近代中国当务所急乃在于民族救亡，因而个性解放必须服从于民族解放，争国权的呼声也始终压倒了争人权的呐喊。
五四启蒙运动也不免染上了那样的时代色彩，其个性解放的要求从出发点到最后归宿都溯源自民族的整体需求。这样，尽管鲁迅等个别人已经觉察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核心——和谐意境对国民心灵的戕害，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仍然将他们的锋芒指向纲常名教，陈独秀所称的“吾人最
后之觉悟”还只是“伦理的觉悟”。五四启蒙运动从反传统的角度而言不过是反对纲常伦理
的统一战线，更深层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加以洞察反省。
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深度直接影响了五四知识精英们自身与传统人格心态的分离程度。显然，这一分离在他们之间是差距甚殊的。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与鲁迅一样都是思想界出名的反礼教斗士，鲁迅挣脱了儒家群体至上的观念框限，毕生都在呼唤着中国国民的人的自觉。周作人在这方面则从人道主义的立场鼓荡自我中心和个人至上。
▲周作人五十诞辰与其家人合影
然而，恰恰在中国文化深层核心这一层次上，周氏兄弟明显地分道扬镳了。鲁迅勇敢地冲破了传统士大夫的和谐心态，表现了彻底的特立独行精神。而周作人却同胡适一般，陷入了和谐意境而终生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说胡适是以一种入世的儒者形象出现的话，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显露出某种出世的庄子风度。
他曾说过：“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
对隐者的同情。”甚至他之所以钟爱释家，多半也因为道释在隐逸这点上有一脉相承之故。周作人与庄子的精神联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可以说，正是从这里开始，酿成了他后来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称为是一种游世哲学，周作人奉行的正是这种哲
学。
游世之于周作人具有双重的意蕴，它既是一种处世之道，又是一种人生意境。
作为处世之道，游世包含两个相互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对立层面。首先是傲世。周作人
在内心深处有着极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周围的平庸极为鄙视，他的情绪里充满着牢骚、不平和叛逆。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
▲周作人与长孙
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
他很赞赏“忍”，并对释、儒、道三家的忍耐观作了比较，觉得释家主张的“被刑残而不恨”过于玄深莫测，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是“钻狗洞以求富贵”之类的末技，唯有道家的“安莫安于忍辱”最切合他的“苟全性命于乱世”选择。
一重是睥睨一切的傲世，一重是知天乐命的顺世，这二者在周作人那里便统一为互补的
游世。游世的底蕴在于“外化内不化”、“顺人不失己”、“内直而外曲”。
换而言之，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这种游世之道犹如鲁迅所刻划的那样：“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
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以一种非儒的形态体现出来的中庸理性，即庄子式的中庸理性。它也是以理抑情，不过是将生命的情感挤压到内心世界或幻想世界中，在现实生活中作主宰的依然是那个实用理性。如此这般，既不同于鲁迅的奋然抗争，又不似胡适那样的毫无感性生命，周作人十分细腻地将两个自我加以艺术的整合，并在这双重生活中透现出中庸的完美。
▲中年时的周作人
游世之于周作人，不仅意味着处世之道，更象征着某种人生意境。周作人多次声称自己
作文全为游戏，“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 这种表白虽有自嘲之意，却又多少含着某种确认。他深知现世之苦，未必能游得痛快，玩个淋漓，但他却愿意苦中求乐，玩赏这苦味本身。
他很喜欢杜牧之“忍过事堪喜”这句诗，说“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有如吃苦茶。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孩子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这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苦茶主义。
周氏的苦茶主义不是儒家那种随时准备应召出山的独善其身，也不仅是游戏人生的处世
态度，它已经升华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已经超脱了人间的苦难的周作人在“草木虫鱼”中重新发见了生活的乐趣。他洋洋洒洒，信笔漫谈，要“在‘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点”，而且果然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