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史学是客观的，但是真正要理解和阐释它的话，它离不开你今天的关怀，离不开你今天的问题意识。这是我理解的历史学的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
▲许纪霖
苏智良：
纪霖教授今天的引言用现在年轻人的一句话来说是
“有点高大上”。他很谦虚，说自己不是历史学中人，但是他今天谈了历史学非常核心的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我也非常佩服许纪霖兄的悟性和才气，他今天的引言是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对自己历史学研究的总结。
姜义华
：我和纪霖已共事了二十几年。他是我们上海史学界有名的才子，悟性高，文章写的也很棒，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虽然没有仔细研读和学习，还是比较熟悉。今天是读书会，事先把他的作品集读了一下，当然也没有读得很认真。今天我就想谈一个问题，也是纪霖这些年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纪霖特别强调文明与文化的区分，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注意了文明，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关注到文化。
从读他最初的文章开始，看他的著作，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剧在什么地方？陈独秀、胡适、杜亚泉、张君劢等等，中国这些知识分子都曾经想救国救民，但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不已。我想问：文化自觉究竟是什么自觉？关键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天要解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什么成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那么几十个人，经过不到一百年发展到近九千万党员，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真正的秘诀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觉、觉悟究竟是什么？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出了一本《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我认为，像鲁迅那样真正看清中国文化自觉核心问题的，很少很少。鲁迅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的农民。而实践中，力求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那批共产党人。
他们从城市走到农村去，走到中国文化积淀最深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去。中国文化的真正觉醒，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觉醒，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和他们在解放自己中一道觉醒。
不久前，《文化纵横》发了我一篇文章，谈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最大的功臣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各种罗网中解放出来，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创造。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的农民，这几亿农民工进城，才有了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个局面。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忙着发展经济，它的底气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底气来自我们的土地。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形成土地财政；国家也是利用对土地的支配权，造高铁，造那么多基础设施。土地也是来自农民，来自农村，这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又一大贡献。
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工业化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联系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开始怀疑这个结论。他在做《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为什么放下来，转过来研究东方社会？他写给俄国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写了几稿，那几封长信最后还是没有拿出去，他觉得不成熟，因为他深感对东方社会了解太少。对中国，他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接触。中国这个小农国家，对他来说是非常生疏的地方，没有多少材料让他作专门研究。
而小农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差异确确实实非常之大。这一次人代会结束时，习近平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回过来讨论中国文化，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总是在否定自己、批评自己，不相信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潜在的文化爆发力。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的成功，是抓住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的成功，也是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今天新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同样要抓住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的小农是纪霖讲的家国天下的真正基础，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一贯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村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家国是联在一起的，这一点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文化，近代以来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重视。因为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逻辑，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否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功，邓小平为什么成功，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在力量的文化。所以，用20世纪30年代十大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来代表中国文化的自觉，我觉得没有找准。
当时，真正找准的是毛泽东，他把农民发动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出来，把它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中华文明那么长时间可以走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前面，经历了动乱以后，它又经过重新整合，重新建立起来。近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村，忽视了农民，不承认他们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一支最宏大、最积极的力量。他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给我们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重新关注中国自己的话语权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积淀在中国农民身上、积淀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姜义华教授
苏智良
：这也是姜老师长期以来考虑的问题。
陈兼
：刚才许纪霖兄说
“今天有点小小的激动”，我却有很深的感应，是大大的激动。做历史的人有一个特点，每当做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不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所以，读你的书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一个不同的许纪霖。我们前几次见面说话，都是吃饭的时候，有各种感慨、各种牢骚、各种观察、各种辩论，但是今天不同。你说是非正式讲话，实际上任何人听了都发现这是一篇多么有洞见的演说。在心灵的一片阴暗的天空中，你燃起的是一支明烛。
知识的路径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一路走过去的话，你会不断有所发现，也会不断有所反思，也是不断对自己思考的质询。我做历史那么多年后，其实对“客观”和“求真”已经越来越不自信，也越来越怀疑。想不到，纪霖兄你这么一位历史大家，直到今天还这么执着地追求这两条，而且还说，这是可以达到的。如果你这位大家都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
讲到你谈到的第二层次，历史研究的整体意识，人们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但你仍然对在这一点上达到一种主流性看法保有信心。你讲到学问之人和问题之人时，我就在想，许纪霖难道不是这两者的统一吗？我自以为是做学问之人，但我是有问题意识的，只是，我不敢说自己是“问题之人”，这方面你是走在我们前面的。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心中其实有很多感慨。二十多年前冷战结束的时候，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那当中包含着的，是一种狂妄、一种自信、一种面对历史时一览众山小的气派。他把美国人的那种“我们是山巅之城”的自我定位发挥到了极致。二十多年过去了，福山再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了。同这种信心和傲慢的解体不无关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论，公然对全球化提出挑战。
特朗普现象的背后，透露出的不仅是同政治保守主义纠缠一起的“反智主义”的猖獗，更是本应以批判性独立思考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的式微。特朗普居然敢对着美国民主引以为傲的支柱之一，也就是独立媒体，破口大骂，称之为The FAKA NEWS (假新闻)，而一大批美国民众对此居然无动于衷。
▲特朗普
这是如何发生的？面对这一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教条化、思想极端贫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对实际上已日益空洞化的“自由主义价值”念经般的宣扬。他们本来是应该掌控关于历史叙述或者历史大叙述构建的主导权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我自己也参与其中——曾心向往之的所谓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以及美国文明/美国文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虚空化。
回过头去看，这二十几年来，我们还曾在美国文化及文明、乃至西方文化及文明中发现让我们拍案惊奇的原创性的思想巨著吗？这上面的缺失，不仅是美国文明的悲哀，西方文明的悲哀，这是另外一种“终结”，也就是纪霖兄你刚才讲到的历史求真求解那样一种真性情的终结。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我最近有一种感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今天的中国，它正被遗忘，正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清除出去。但很多时候，我怎么竟然发现，原来“文革”的某些现象也是可以在别的文明中滋生出来的。“政治正确性”挂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先”，难道不是“文革”期间我们曾经耳濡目染、那么熟悉的那种情形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的重演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我心中笼罩了那么一片巨大的黑暗。黑暗，哪里能轻易驱散，即便有纪霖兄点燃了这一支明烛，它所照亮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片知识空间。但有它，总比没有它好。所以，我说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时光流转，怎么纪霖兄又把我们不仅带回到九十年代的那种时光，某种意义上，甚至让我开始重温我们在八十年代时的经历。还记得，那几年，在严博非牵头之下，我们集结到安福路上的那座小楼，喝着廉价的啤酒，嚼着花生米、五香豆，开始海阔天空、胡说八道，引发出那么多的思想冲撞。
又要讲到求真求解，我心中为什么会有那一大片黑暗？历史求真，需要有一种求真的信念，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基本的规范和规则。纪霖兄还有一个讲法极具洞见，那就是工匠精神。今天，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独生子女社会和各种考试文化肆虐的情境下，再加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富，人们早已摆脱了日常生活中对贫困的恐惧，还有必要坚持“工匠精神”吗？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一个不能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所以人人争当元帅。但请问，一个当不好士兵的士兵，怎么当一个元帅？什么是好士兵？其实就是工匠精神。做历史也一样。什么是求真？从规则规范的层面来讲，就叫作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各方面对历史过去的深入及透彻的挖掘。
刚才提到了王笛，我其实能理解他何以会肯定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其说，他是在肯定碎片化，不如说，他是在肯定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但肯定碎片化就能召唤回工匠精神吗？这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王笛兄的一个误区。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会去召唤工匠精神？这本身正说明，工匠精神早已远去，那恐怕是召唤不回来的。那已是一个远去的时代。
纪霖兄，你这个家伙真是厉害，眼光毒，嘴巴刁。我上次给你看了我写的《追忆孔飞力》的稿子，你给我写了一段评论，眼光真毒。你说：陈兼，你写的是孔飞力“他们的远去的时代”，实际上也是在写你自己。
▲孔飞力
为什么你会窥见这一点呢，难道不是因为你我是同道之人吗？
工匠精神已经失落，不仅限于中国。讲到学术规则规范，在国际学术界，我其实有过一个说法，我说，在这上面，就像“民主”和“自由价值”已被广泛庸俗化一样，在学术层面，所谓“求真”“求解”，以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从历史研究碎片化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可怕的庸俗化或蜕化。
讲到底，什么算得上是“求真”“求解”的好的历史研究？在美国，在历史专业研究范围内，这难道不是要由做历史的人们自己来规定的吗？大学教职的评定，难道不是要由其他教书的人来决定的吗？各种升迁和“终身教职”的评定，难道不是要由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们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的吗？国内其实也是如此，所有的评奖，以及院士、长江学者的评定，不都是这样吗？他们的“质量”，决定着历史研究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