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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深谷克己
在大清阉割自己的古典，毁掉的书跟修的《四库全书》总量差不多，且文字狱令人不敢说话，只敢通过考据学来隐蔽反抗时，日本却东西学问全面发展。带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国学，儒学带来的朱子学、古义学、古文辞学、心学，以荷兰人为媒介学习欧洲学问的兰学，还有物产学、农学等实学全面发展，令日本人着实见了世面，在面对欧洲冲击时，其应对比大清要灵活和正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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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断加深对现实的怀疑，同时还通过学术性质的研究，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批判，希望能探明立足于日本的“生存”内涵，直至回归到世界观的层面之上。如此，几门学问都开始取得成果。这些成果回应着民间社会的深切期待，同时各门学问的独创性也得到加强。
国学（大司马按：日本国学主要研究受中国和欧洲影响之前的日本古代文化）就是这些门类中的学问之一。
本居宣长出生于伊势国松坂的棉布批发商家庭，兄长逝世后继承家业，由于不擅经商，家道中落。他立志行医，到京都游学。
本居宣长内心佩服奉行当时盛行的古医术的香川修庵并拜入门下。古医术是一种实证医学，须亲自试验来探究病症与药剂、针灸之间的关系。此外，宣长还受从“上方”传来的元禄文化气氛的熏陶，对关东的武威、禁欲统治的反抗，及对朝廷的亲近感逐渐增强。他拜汉学家堀景山为师，初次接触到国学。
本居宣长在松坂当了一名奉行古医术的城镇医者，开始执笔写作有关文学的文章，并开办讲座，主张要首先理解“物哀”的文学精神，这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开始。
一七六三年（宝历十三年），本居宣长得到路经松坂的贺茂真渊的启发，转而研究受儒学、佛教影响前的日本神话及神道，他将“神代”的众神和神的传闻解释成人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实。他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古事记》进行了注释，花三十余年完成了《古事记传》。
宣长的学问是从主观出发来抗衡儒学。他与主张回归古典的荻生徂徕 等人虽然同在学问之道上，却各有追求，各奔前程。
本居宣长宣扬说，所有现象都来源于神的考虑，而非人的智慧所能及。他站在神秘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将所经历的实证精神与对神的信仰结合，与上田秋成等人展开了论战。
一七八七年（天明七年），受和歌山藩召见，本居宣长向藩主献上《秘本玉匣》，继续鼓吹一君万民的政治形态，主张在现实中被统治者应当服从统治者的法令。但是，本居宣长也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农民与町人结成徒党，强诉，是由“皆上之非”所造成的。宣长的嫡子本居春庭继承了国语学，养子本居大平继承了和歌文学研究，平田笃胤继承了神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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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
平田笃胤是秋田藩武士之子，来到江户后成为备中国松山藩武士的养子，自修国学，称自己是本居宣长生前的门生，自认是宣长学问的后继者，要将老师的学问规范为“古道学”。
然而，虽然两者在阐释古道方面的目的是一样的，但他的方法和古道观却与宣长不同。平田笃胤并不把古道看作事实，而只是一种规范。
平田笃胤解释说，世界始于天、地、泉，人死之后奔赴幽冥，便可得安心。他虽引起了宣长一门的反感，但他试图用亚洲及西方的神话来解释世界的形成。
平田笃胤完全脱离了宣长的影响，但其学问的实践性赢得了大批门生，门生数量高达五百五十三人。平田笃胤于一八四三年（天保十四年）逝世，却对幕末的尊王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也成了明治初期神祇官 的主流。
他提倡死后安心的宗教色彩部分消失之后，以天皇为中心的国粹主义的侧面被明显地政治化，成为国家神道思想的支柱。
德川吉宗很关注作为享保改革一环的殖产兴业，一七四〇年（元文五年），他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两人学习荷兰语。
政治上的要求，再加上被民间社会强烈的好奇心及渴求亲身体验的期待所驱使，日本开始了真正的兰学研究。杉田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桂川甫周等人，于一七七一年（明和八年）起，着手翻译人体解剖书，《解体新书》（四卷）的出版便是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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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英式科技不屑一顾时
日本幕府却支持学习兰学
这项翻译事业大大刺激了医学和兰学研究的发展，宇田川玄随跟随杉田玄白、桂川甫周，大槻玄泽跟随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学兰学，他们与杉田家、桂川家一道被称为“江户兰学研究四大家”。宇田川玄随早年译述了西洋内科学的书籍《西说内科撰要》，大槻玄泽著有《兰学阶梯》，巩固了他们作为兰学家的地位。
在同一时期内，数名长崎的译员正式开始了对荷兰语的研究，此领域也人才辈出，如志筑忠雄等。
兰学研究的主流发源于江户，宇田川、大槻等人的门生又在京都、大坂等地发扬光大。各地城乡更是出现了隶属兰学体系的医疗工作者。
研究兰学的除了桂川甫周等人外，大多是地方的藩医或民间学者。幕府也改变了对兰学的认识。一八一一年（文化八年），在历来掌管天文历法的“天文方”设置将西洋书籍译成日文的部门，任命马场佐十郎、大槻玄泽担任译员，翻译荷兰书籍。两人着手重译肖梅尔的荷兰文译本百科全书（《厚生新篇》）。
此外，当时的荷兰商馆馆长哈尔马·道富（HendrikDoeff），与数名长崎的荷兰语译员共同尝试将《兰法对译辞典》译成日文，完成的第一稿就是兰日辞书《长崎哈尔马》。
这期间，兰学方面的成果除了医学书之外，还出现了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帆足万里的《穷理通》、青地林宗的《气海观澜》、川本幸民的《气海观澜广义》、宇由川榕庵的《舍密开宗》《植学启原》等著作，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西洋学术的新知识引进日本。
江户时代，儒学为全国统治者提供了统治技术的理念及用语，支撑着包括农工商民众的劳动伦理，以及日常的人际关系。
然而直至十八世纪前半期，拥有独立的理论框架，强烈的自我主张的朱子学（贝原益轩、室鸠巢、新井白石等）、古义学（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等）、古文辞学（荻生徂徕、服部南郭、太宰春台等）发展迅速，一时间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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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儒荻生徂徕
通过反对朱子学，来为日本儒学指出新路
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的折衷学派、考证学派兴盛起来，他们排除了主题先行的先入为主性质的解释，以追求灵活而又准确的经书解释为目标。
在亲身实验的时代风潮中，以及中国儒学的实证倾向研究的背景下，承受社会矛盾及其改革课题的经世论性质的姿态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是民间在野的身份。
松崎慊堂出生于肥后国（今熊本县）农家，当过小和尚，后来奔赴江户，在昌平黉学习，后来担任挂川藩（位于今静冈县西部）藩校的教授，隐居于江户目黑羽泽村的山房。在“蛮社之狱”事件中，他为拯救门人渡边华山而四处奔走。
龟田鹏斋出身江户神田的商人家庭，博学多识，以自由的折衷学派而闻名。在“宽政异学之禁”中，他被列入江户“异学五鬼”之一。由于他抵抗政府的禁压，门生受到压迫。
太田锦城重视清朝的考据学，在加贺藩（今石川县南部）出仕，他一方面重视作为实学的儒学的实践性，同时也推进了作为学问的考证学。
细井平洲是尾张国豪农之子，师从名古屋折衷学派的实学家中西淡渊，后到长崎游学，向中国人求学。一七五九年（宝历九年），他在江户开设私塾嘤鸣馆。细井平洲的街头讲道，感动了米泽藩武士藁科松柏。以此为机缘，他被米泽藩主上杉鹰山聘为“宾师”即客座教授，执掌藩政的文教工作。
细井平洲具有极富魅力的教育感化力，有以实践为基础写出来的教育论著作。晚年，他被尾张德川家族聘为侍讲，成为藩校明伦堂的总裁，参与策划藩的行政与教育。细井平洲热心于平民教育，他在城乡各地的巡回讲座每次台下都座无虚席。
殖产专卖政策在豪农与富商的共同协助下推行，生产者对提高商品作物产量的热情高涨，由于医疗和爱好，人们对物产也越来越关注，物产学得以发展。
物产学从药物研究的观点出发，对动物矿物植物的形态、产地和功效进行调查，起源于中国传入的本草学，在追求新的经济增长的渴望下蓬勃开展。同时，也引进了欧洲的动植物分类学的博物学。
社会上出现了物产学家，他们并不拘泥于药用植物，也关注天然物产，根据调查研究在各地绘制物产表及画册。物产学家还展开共同研究，在各地举行天然物产展。
平贺源内是物产学家的代表。他是高松藩是轻的儿子，后来被提升为药园负责人，到长崎留学。一七五六年（宝历六年），前往江户跟田村蓝水学习本草学，二人共同举办了五次物产展览会。第一次的展品约一百八十种，第二、第三次都有二百种以上，第四、第五次更是集中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余种物产。
平贺源内以此为基础，写成了《物类品骘》。除了调查外，他也尝试用绵羊毛制作毛织品，开采矿山，但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大藏永常是以技术扬名的农学家的代表。领主和生产者都对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抱有强烈的愿望，为推动农学家指导生产创造了条件。社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大大倾向于关系到经济收入的商品化农作物的施肥与栽培方面，社会渐渐进入通过阅读印刷成书的农学著作来学习技术的时代。
大藏永常生于丰后国（今大分县）日田城的商人家庭，他遍游各地，并把旅途的观察和见闻作为写作素材，从出版中取得收入。他曾在田原藩（位于今爱知县东部）、滨松藩（今静冈县滨松市）任职，但时间都不长，自由著述是他的主业。
大藏永常热心提倡栽种比缴纳的年贡稻米收入更高的农作物，由家庭进行加工，以提高农作物的附加值为赚钱的农家营生。他相继写成了包括《农家益》（一八〇二年）在内，还有《除蝗录》《农具便利论》《广益国产考》等著述，出版书籍达到二十七部，共六十九册。
志筑忠雄于一八〇一年（享和元年）翻译了上下两卷的《锁国论》。十七世纪末荷兰商馆的德国籍医生肯贝鲁（KampferEngelbert） ，跟随商馆馆长两度赴江户幕府值勤，其间，他将日本的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动植物进行全面记录，并附有插图，回国后，编写成《日本志》。志筑忠雄翻译的《锁国论》则是其中一部分。
欧洲学术界对东洋有着强烈好奇心，西方的日本研究以在荷兰商馆工作的形式开始了。
岑贝尔格（Carl Peter Thunberg）不是荷兰人，而是瑞典的博物学家。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他抓住了绕过好望角前往日本的机会，途经南非首都开普敦、印尼首都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终于在日本长崎出岛住了下来。
在这期间，他积极采集植物标本。一七七六年（安永五年），他跟随商馆馆长到江户工作，沿途也孜孜不倦地进行采集工作。在江户岑贝尔格与桂川甫周等进行了医学及博物学知识方面的交流，回国后写出了《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
西柏尔德（Karl Theodor Ernest von Siebold）是德国人。一八二三年（文政六年），他以荷兰商馆随行医官的身份到日本。由于得到了特别准许，西柏尔德可以对日本人进行治疗和教授医学。
他离开出岛后，在长崎郊外建立鸣泷塾，汇聚起多名弟子，其中有高野长英等。西柏尔德致力于调查及研究日本的自然及民俗。在前往江户幕府值勤的途中，也不忘采集动植物标本进行测量，沿途和在江户逗留期间，也与日本学者进行了交流。
一八二八年（文政十一年），西柏尔德回国之际，在西柏尔德的行李中发现了禁止出口国外的物品（如地图、衣物），引发了“西柏尔德事件”。他的朋友、弟子及翻译人员都受到处罚，西柏尔德被判驱逐出境。翌年，他离开日本，留下了日本妻子楠本泷及女儿。
他的女儿后来成为日本第一位西医产科女医生楠本稻。西柏尔德回到德国后，著有《日本》《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等书，其内容广泛涉及日本的自然、地理、历史以及日本周边各地区，成为此后欧洲人对日本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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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位女西医
楠本稻
本书节选自岩波日本史第六卷《江户时代》，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将日本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记述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历史，这一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制度的持续与稳定和文化的多元与创新。本书语言简练通俗，能让普通读者对江户时代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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