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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由士绅与商人组成，并形成了地方精英管理公共事务的有限格局，但北京并没有像上海那样有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研究近代中国绅商阶层的学者马敏发现，清末民初的地方市民社会，有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一种是以地方自治公所为主轴，以商会为后盾，进而联络各新式社团、公司、商界，以上海为主要类型，另一种是以地方商会为中枢，依靠纵横交错的民间社团、公司、商界的网络而形成，苏州、天津、广州、汉口等城市皆属后一类型。显然，拥有地方自治机构的上海是强势的市民社会，而以商会为中枢的地方自我管理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商人代替了绅商成为城市管理的主角而已。北京显然是第二种类型，而且因为其社团、商家和公司不如天津、汉口等工商城市发达，因而北京的地方社会要薄弱。在20世纪20年代，有“北京商家泰斗”之美誉的孙学士，连任三届北京商会主席，是京城地方精英领袖，但他在全国并没有知名度。诚如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城市研究者史大卫所指出的那样：在北京，强有力的政权所控制的是一个虚弱而柔顺的社会，“北京的地方精英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扮演着政治调适者的角色，他们既没有虚弱到需要习惯性地卑躬屈膝来满足上层精英的要求，也没能强大到将挑战权威的举措上升到要求独立地方自治的程度”。
▲ 民国商人
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心，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背景的近代大都市，不仅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而且在城市的变迁之中发展出丰富发达的社会网络，更重要的，乃是从晚清开始，上海作为一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通商口岸，控制城市的政治权力一直处于竞争性的多元状态，无论是英美、法国和日本的外来列强，还是清廷或后继的各路北洋军阀，谁都无法完全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权力竞争的空隙之中，反而为地方社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也留下了地方自治的发展空间。清末民初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个是近代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和扩张，另一个是地方绅权为核心的“封建”势力的崛起。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既有互动，又有冲突，呈现出复杂的权力交错面貌。
以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为例，就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国家权力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向地方渗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借助地方自治试图获得相对于国家的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性。上海史研究者李天纲引用梁启超的话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地方自治，一种是政府助长者，另一种是自然发达者，近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属于第一种，而上海属于第二种。由于全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银行总部和交通工具都集中在此，上海俨然成为“经济中央”，非各种政治势力能独自驾驭，日益强大的社会生长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上海的地方自治，其欲望和力量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而是从以强大的经济力、文化力和关系网络为后盾的城市社会中生长出来，于是便具有持久的冲动和爆发力。
▲ 上海史研究者李天纲
从1900年到1937年时期的上海地方自治，经历了二上二下的波折。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1909）到自治公所（1909—1911）、市政厅（1911—1914），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地方士绅通过这些前后相继的自治结构掌控了上海华界的地方公共事务，并且在辛亥革命年间的上海光复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14年到1923年间因为地方自治受到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的打压相对衰落，期间的工巡捐局虽无自治机构之名，却承担了若干地方自治的功能。第二波地方自治的高潮始于1923年上海市公所的成立，与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恰成呼应，一直到1927年国民党统治上海结束。上海特别市建立之后，南京政府以“一党治国”的理念加强对上海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自下而上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遂告挫折。然而，即便在1914—1923年和1927—1937年这两个低潮时期，虽然不复有法定的地方自治机构，但下节将看到，上海各界的地方势力依然在商人阶级和知识阶级领导之下，通过商会、教育会以及其他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力图表现出独立于中央权力的城市意志，并且在北洋时期数度挑战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
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是游离于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外，还是镶嵌于其中？简单地说，近代北京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相互隔绝的二元化城市，而近代上海则是文化精英与地方社会密切互动的一元化都会。
北京与上海，不仅一个为政治中心，另一个是社会中心，而且在近代历史之中，同时一个是学术中心，另一个是文化中心，这便形成了两地知识分子与城市社会的不同距离。京城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官僚士大夫的栖身之地，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云集北京，形成了全国公认的学术中心。京城知识分子的主体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任教的学者专家。这些国家精英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他们所关怀的除了专业趣味之外，便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基本无涉。董玥的研究发现，京城知识分子即使是观察自己生活的城市，通常也从国家视角出发，所欣赏的多是与帝都有关的建筑景观、皇家园林，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