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根源上讲，同情来自同理（empathy），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要相互沟通交流，蚂蚁这样行为简单的动物可以靠外激素和几条简单规则实现合作，但哪怕是人类的原始祖先，都已经需要更加复杂的办法。演化心理学认为，同情心、关心别人乃至利他这样的道德要求，都是为了早年间让人类这样的群体动物能够团结、互助，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在和我们关系很近的动物中找到这样的证据（例如倭黑猩猩）。
人们的情绪会在相互接触中“传染”，会不知不觉学会对方的口音乃至口头禅，就连打哈欠也会引起人群中的连锁反应。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入对方的感受中（情感同理），或者有意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思考（认知同理），让自己进入对方的角色。因此，同理能够促进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更倾向于合作。
然而，同理心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心理活动。
不管是主动理解他人的意愿，还是不自觉将自己代入他人的情绪，我们能付出的情感资源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仿佛游戏里的“蓝条”；每个人消耗蓝条的速度也不同，敏感人群的消耗尤其巨大。一旦接近枯竭，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防御机制，促使我们远离刺激，就如同向劳作已久的身体发出疲劳的信号一般，否则便会在不断的刺激中变得麻木，甚至失常。
实际上，心理学界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创伤对于人们的间接损害”——即那些没有直接经历不幸的人，也会因为目睹不幸而受到心理上的冲击。到了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费格力（Charles Figley）开始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采纳了“同情疲劳”这个说法。
后来的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进一步细分，
将“同情疲劳”界定为短时间、高强度地接触不幸境况导致的压力和崩溃
，而将持续、长期的接触导致的麻木和沮丧等心理问题归为“
同情倦怠
”（burn out）。但无论细分方法如何，学者们都普遍承认，他人的苦痛能给我们自身也造成不可小视的伤害。
同情疲劳在提供关照和服务的人群中出现得比较频繁，例如护士、社工、救护车接线员、为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们等等，这些人很多时候需要同情心和所谓“爱心”来维持工作责任，从而持续地处于同情带来的压力中，在心理、生理或情绪上枯竭。
但在这个词汇被学界接纳之后不久，人们便发现，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于特定的职业中，也多多少少会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电视、报纸和网络，持续不断地把远方的不幸送到我们眼前。
灾难、犯罪、疾病、贫穷……我们对这样的画面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熟悉，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1996年，来自佐治亚大学和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几名学者做了一个大样本电视受众调查，他们发现人们在大量观看了灾难、疾病和无家可归的新闻之后，会在不同程度上会经历类似于同情疲劳的症状，例如沮丧、焦虑等等。
越是诉诸情绪、越是重复出现的东西，越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
，其中，暴力犯罪对人们带来的冲击最大，艾滋病其次——那时，艾滋病走入大众视野不久，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报道，而它背后的道德与伦理争议则让这些东西在媒体上持续拉锯，久久不散。
研究表明，
性格更偏敏感的人，更容易受媒体灾难报道的负面影响
，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曾经经历过失眠、食欲下降和无法抑制的哭泣等。他们不得不切断信息的摄入——转台、关掉电视，甚至不再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的同情疲劳，最终会消磨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兴趣，成为认知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