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有立场，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时下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规律，而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故经济学不仅不应有国界之分，而且也不应该有立场。另一种更直白的说法是：经济学应该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只揭示客观规律，不能加进学者自己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人们价值观的表达，说研究自然规律无需有价值判断我同意。比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我们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建电站造福社会;另一方面，水往低处流也可能冲垮堤垸，给人类造成灾难性后果。是的，水往低处流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所谓好与坏，对自然规律科学家当然不必作价值判断。
自然科学如此，可经济学并非如此。要知道，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怎可能没有立场呢?读者想想，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为何对“公平”至今未有一致的定义?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家的立场不同，对“公平”的定义才五花八门。
让我们一起回溯经济学的历史吧。学界公认，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是威廉·配第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算术者，统计计算也。由此看，配第所说的“算术”其实就是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学的代名词。问题是配第为何要在“算术”之前加上“政治”二字呢?我理解，配第无非是想表明他的经济学有立场。正因为此，马克思称配第为“政治经济学之父”。
配第之后的百多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风生水起，其间产生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亚当·斯密;另一位是大卫·李嘉图。斯密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读者若是读过这两本书，会不难发现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们两位大师皆站在产业资本家的立场抨击地主阶级，为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鸣锣开道。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可马克思的立场却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大众一边，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并揭示了剥夺者必被剥夺的历史规律。列宁曾经说过：只有马克思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到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时代。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法国学者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一本是英国学者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请读者注意：瓦尔拉斯在“政治经济学”前加上“纯粹”，而马歇尔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省去，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用意的。是何用意?瓦尔拉斯自己说，目的是要抽象掉立场，建立起“一门如同力学和水力学一样的科学”。
新古典经济学真的没有立场么?非也。无论瓦尔拉斯还是马歇尔的著作都有立场，而且都是要掩盖阶级对立，为资本主义辩护。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西方经济学走向分化，出现了众多流派。有人问：西方经济学家若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怎会有流派之争?我的回答，流派之争只是主张之争：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货币学派主张经济自由。两派主张不同但立场却相同，皆是为了资本主义长治久安。
另一个现象更具迷惑性，那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的现象。给人的感觉，经济学似乎已经变成了数学，可以没有立场。读者若是这样看就大错特错了。我说过，经济分析可以借助数学，但数学不过是工具，经济学家构建数学模型仍然有立场。要记住，若有经济学家说自己的著述没有立场，那是自欺欺人，你可千万别信他。
事实上，经济学家也并非都否认经济学有立场。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通常要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回答“是什么”;规范分析则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对经济行为或政策的好坏作评判。立场决定价值观。一个经济学家若没有立场，就等于没有价值标准，没有价值标准何以评判经济行为或政策好坏呢?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正确的立场。何为正确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我们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立场。这个立场，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由此再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其实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展开。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的提炼，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方式;共享发展是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发展理念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最后说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我的观点：构建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不必排斥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也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对反映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原理，我们可以借鉴;但对西方涉及价值判断的经济理论，就必须对其立场进行甄别，如果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管那位经济学家的名头有多大，也不能照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