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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遭遇：与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有缘
准确地说，我遭遇的罗马尼亚电影，是2000年后被称作“新浪潮”的那部分。就个人感受而言，波及世界的电影新浪潮现象，与自己最有缘的是“罗马尼亚新浪潮”，而不是“法国电影新浪潮”。如果，我对所谓的“艺术电影”有一点浅薄认识的话，那就来自遭遇过的那些年在西方电影节（主要是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罗马尼亚电影，并且遭遇的方式很具体，就是在盗版DVD时代的尾声，碟市上的电影都是电影节系的——什么电影获奖就会出什么电影的碟。当然和地域有关，我能接触到的几乎全是罗马尼亚、捷克、芬兰这些地方的电影。
“罗马尼亚新浪潮”这个称号，和法国电影新浪潮一样，也是媒体的贡献。《纽约时报》影评人A.O.斯考特在采访中提到，无论是罗马尼亚电影评论家，还是罗马尼亚导演都口径一致地说，没有罗马尼亚新浪潮。如另一位罗马尼亚新浪潮导演内伊·卡兰费所说：“评论家喜欢创造‘浪潮’或者‘时代’等概念来满足他们的目的。”真正的艺术家，当然更愿意成为一个个体，只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创作本身。重要的作品，来自一批重要的人物。下面罗列一组资料，我试着从中找到自己激动得有些不知从何说起的话——1967年出生的克利斯提·普优在瑞士日内瓦视觉艺术高等学校修习绘画，后来对电影产生兴趣，1996从电影系毕业后回国。一到老家，就赶上罗马尼亚社会和电影业的大低潮，干电影这一行的前途很渺茫。2001年他也是在无奈之下，自己花很少的钱拍了第一部电影《无命钱》。很多人说，它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起源之作。![]()
《无命钱》海报（2001）
和普优想得差不多，本来是学英美文学的克里斯蒂安・蒙吉（1968年）在第二年也完成了处女作《幸福在西方》——虽然风格尚不明显，但标题很有点“宣言”意味，也意味着他对自己身处环境的反感，电影拍的就是一个女孩的母亲老想让她嫁到西方，认为那样才有幸福。2003年，罗马尼亚意识到这些拍电影的年轻人，在电影节拿奖，或许可以提升国家的国际知名度，于是赶紧搞了一个电影改革法，说年轻导演可以得到国家电影基金资助。但资本天然和自由有冲突，这群年轻人没理这个政策，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拍电影。三
布加勒斯特的现实和巴黎的现实不同。这是两个电影之城，非常符合我对电影的想象：布加勒斯特充满动荡、变化、朴实的环境，巴黎是一个浪漫、自由、奢华的环境。![]()
电影《香烟与咖啡》海报（2004）
2004年，导演普优的短片《香烟与咖啡》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短片。如果，这部电影没得奖，所谓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就会推迟几年再开始了。随后几乎是一年挨一年，整个新电影的时间点排得特别紧。![]()
电影《无医可靠》海报（2005）
2005年，还是普优凭《无医可靠》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一种关注”大奖，这次获奖成了“罗马尼亚新浪潮”的重要标志，这部电影写的是医患关系，一个酗酒的老人需要急救进医院，然后路上遇上城市发生大型车祸，急诊室忙坏了，有各种理由不接受他。一条人命，一些规矩，个人与集体（说深了，就是阶层对立了）穷人危在旦夕，好心医生全力帮助，裹挟不可解决的矛盾，走入了一种超越戏剧编排的紧张氛围——摄影机就像个参与者，有着当事人才有的“波动”，现场感十足。也许在这些国家经常发生这样紧张的事件和无奈的关系吧。从大致回忆中，我记得它的题材，已经是我个人定义下的“罗马尼亚新浪潮”了：底层生活，细节现实，甚至有点“过度现实”，以至于很像流水账，153分钟，在四家医院寻找生机……一个社会新闻的拍法，带来了很多感慨和疑问。2006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由柯内流・波蓝波宇执导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拿下，这是一部标准的新浪潮作品，人物平凡，故事简单，不过这次的社会背景，大胆地取材自东欧剧变——这个历史对罗马尼亚人意义非凡。那一刻作为分界点，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完全变了。![]()
《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海报
年龄更小的波蓝波宇，生于1975年。等于是，在青春期见证了这次激烈的社会事件。所以他的感受在这部电影里表达得非常直接。前半段时间主要集中在一些人的生活上，吃早餐、出门借钱、还债、买圣诞树、排练歌舞，37分48秒开始，进入一个“访谈节目”。一个播音间，三个人、一张播音台、一个背景板、一台摄影机，就这么多东西，他们对着“观众”谈论刚刚过去的巨变的意义。一切像是一场幻觉，然而它又是真实的。透过主持人和两个受访者的对话，观众可以知道普通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了。其中一个受访者，皮斯科西老爹说巨变就像路灯，由一个中心向四周开始扩散。另一个受访者认为，路灯应该像他早晨看到的同时熄灭那样在傍晚同时亮起，很明显他错了……电影一开始就是街灯逐一熄灭的镜头。在这段有些冗长的小空间戏里（我没想到这段戏一直到结尾），我还注意到一个不稳定的拍摄者，也就是那个年轻的摄影师，年轻一代，或者就代表导演本人。在电影23分31秒时有句对白，是一个中年人对着为学生乐团拍摄的这个摄影师问，你在干什么？摄影师说，我在拍。对方又问，把摄影机拿在手上拍？然后不容年轻人回答，打了年轻人一下，丢了一句：把摄影机安在三脚架上！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一点让我想到，除了长辈对年轻人的干预，罗马尼亚新电影人，还有电影风格上的颠覆。说实在的，哪怕描述这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有困难，内容实在都在细节里，就是生活本身——但我知道不可能，一切都是电影化的。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除了现实感，最让我惊讶的是幽默感。他们在艰苦的现实中有着特别激情的欢乐。很多时候，更高大上的说法就是“荒诞”——只是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说了。也许，这也是中国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罗马尼亚电影的原因之一。在所谓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里，我个人最喜欢的《四月三周两天》诞生在更年轻的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手上。很明显，它是现实的，并且现实十分残忍，但电影里也有我们为之苦笑的“荒诞感”。这在中国电影中似乎罕见，我们通常把“幽默”和“深刻”分得很开，把“喜剧”和“严肃”分得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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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周两天》海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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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周两天》剧照
《四月三周两天》做到了后来形成电影风格，也就是年轻摄影师被纠正的一切——轻微晃动的镜头、现实主义的手法，无配乐没高潮，生活感浓烈的风格，在我和朋友们谈论电影时，就说“罗马尼亚新浪潮”，一种风格的代名词。对我个人而言，新电影称得上风格的，也就是“法国电影新浪潮”和“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和其他电影新浪潮不同。这部电影甚至在我心中就代表着这次浪潮。以这部电影为例，我试着回忆，可能印象来自那种对社会题材的关注、偏纪实的剧情，又有戏剧化的推进。当然，不只是说故事紧凑就够了，我想还有个原因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电影氛围满足了人们对罗马尼亚社会的想象：有点压抑，有点危险。和很多西方电影人拍东方题材一样，主要是“东方想象”有没有得到呈现，比如说《末代皇帝》。一般说，新浪潮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的，罗马尼亚的现实里显然发生过很多事，所以人们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种认同倾向。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对新浪潮的说法是：“其实我对它也没什么概念，我只是知道它正在发生，并且我也身在其中。人们经常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好导演，那么就有一个作者，有两个的话，就有一个学派，有三个的话，就是一个浪潮。”五
之前，总有评论者引用罗马尼亚影评人艾利克斯・里欧・塞班的话：“普优种下种子，波蓝波宇浇灌土地，蒙吉开始收获果实。”是的，这三个人可以向普通观众，概括“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大体进程了。但关于他们的电影，令人无奈的是，更多杰作并没有在后续出现，浪潮中断了，甚至可以说“开始”一两年后就结束了——这也是法国电影新浪潮对世界电影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高峰紧接低谷，余下的就是平庸。处女作（或前一两部电影）几乎是个人代表作、成名作，如普优的《无医可靠》、波蓝波宇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和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那些给我最初深刻印象的艺术电影，好像并不是欧洲艺术片大师的作品——那些都是后来看的。还是据电影学院王垚老师总结，维基百科“Romanian New Wave”词条，及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编著“The young, the new, the
daring- Best Romanian Feature film Debuts”编纂，包含“罗马尼亚新浪潮”主要人物的影片，大概108部左右，其中有长片，也有短片。我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看过多少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但回忆永远是越个人越好，它飘荡着一种沉闷的色调，配合细碎的和我们相似的生活场景，讲述着一个缓慢而幽默的故事。201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凤凰娱乐记者采访导演波蓝波宇，再次提到他的代表作《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很少看他后来拍的电影。查他的创作履历时，那个年轻警察跟踪一个吸大麻年轻人的电影，我肯定看过。长时间走路的镜头之后，长官明知改朝换代，法律改了，吸大麻只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却非逼着年轻警察去抓那个年轻人。年轻警察反抗长官的那段对话特别有意思。他说，那个孩子就因为抽根大麻要坐七年牢？又说，我们就这样白白毁了他的生活？最后有个定论是，我认为这样做不对。这就是波蓝波宇2009年的电影《警察，形容词》。![]()
《警察，形容词》海报（2009）
警察，不是名词，不是动词，而是用来形容人的，做一个有良心的人，非常重要。有时，觉得罗马尼亚这批年轻导演，和我们的生活接近，看了更亲切，因为他们下意识里特别想说出一个道理了……后来，记者问导演对“罗马尼亚新浪潮”怎么看，他非常诚实——“虽然罗马尼亚在近些年涌现出一批的杰出导演，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罗马尼亚的电影产业不发达，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小。当地电影院的数量很少，很多老的电影院因为票房不理想被关闭了。”在接下来的回忆里，波蓝波宇把我们一同拽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文学和电影都非常黄金的年代。罗马尼亚人是常去电影院的，随着时间推移，电视发展非常迅猛，罗马尼亚因此失去了整整一代的电影受众，观众习惯在家收看电视节目，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这就和我熟悉的生活场景接上了——在我小时候，也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很长一段时间，县城电影院门口不见电影海报，只见台阶下堆满了铁质骨架和木板组成的折叠座椅，它必须清空黑暗中的场地，挂上明亮的彩灯，举办各种商品展销会才能为继……（完）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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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生于1984年，河北唐山人。2003年开始创作，陆续有小说、随笔、剧本、电影等，第十届FIRST青年影展主竞赛入围评审团评委。2008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波兰文化中心及成都、重庆、香港等地展览摄影及短片。主要作品有《电影漫游症札记》《电影给了我什么》等。2022年起在《天涯》杂志开设“新浪潮小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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