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4
年我师从沃勒斯坦做博士后，到
2024
整整
30
年；也是我任教
35
年（
1989
年硕士毕业开始在南开大学任教）；同时，《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从完稿出版到
2024
年再版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也历经
25
年。”这一连串记录年份的数字，成为王正毅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节点，也是他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动因。此外，
1965
年出生的王正毅还有一点小私心，那就是自己很快进入
60
岁，他想借这次会议之机，既感谢求学阶段老师们的培育之恩，也感谢学界同仁们多年来的认同之情。
2025
年
2
月，拂面的春风中带着寒意，燕园里依然是一幅暮冬景象，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的办公室里，作为国内首部系统评介和分析世界体系论的专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作者，王正毅向本报记者谈起了世界体系论，其中所关涉的，大到家国民族的发展，小到一己的命运轨迹，千丝万缕中紧密相连，映照了世界，也映照了一个时代。
为理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理论支撑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国竞争与冲突的不断加剧，民粹主义思潮对一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渗透与腐蚀，“不确定性”成为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深切感受。“这既是终点，这亦是新的起点。”
2019
年
8
月
31
日，
88
岁的沃勒斯坦在美国逝世，而他在生前发表的以此为标题的时评，成为这位毕生致力于构建和完善世界体系论的思想家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箴言。
有论者将世界体系理论称之为解析全球秩序的逻辑。沃勒斯坦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可以辨认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基于财富和权力的分工而建立，并延伸到各个国家和民族。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结果。也即，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事务、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都是这个逻辑的外在表现。“世界体系分析，从历史上讲，起源于对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模式的不满。因为，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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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讨论一直围绕着关于特殊的特殊分析和关于一般的格式分析这样一个假定的认识论的划分来进行。讨论的双方一直把国家或社会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既反对这个认识论假定，也反对这个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于为什么要构建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如是说。
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导论”中，王正毅指出，作为一种理论，世界体系论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构建世界秩序。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体系，首先在于其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核心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文明层面来看，这个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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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被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文明”通过两种机制——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的扩展，使得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情愿完全接受，不接受又很难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而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贡献在于，承袭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竞争在当代各主要大国的表现进行实证研究，提出“边缘性”的动态重构，即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并非完全被动接受核心国家的支配，而是通过“策略性适应”和“地区合作”重塑自身地位，进而对世界体系进行修正和拓展。在梳理世界体系论的起源、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影响及其争论之外，他还尝试以全球视野分析中国在近代以来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帝国逐渐（被动地或主动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寻求自身发展路径。
关于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来自
DeepSeek
的评价如下：“本书为理解中国在当代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王正毅认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传统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但并未完全颠覆它，而是通过渐进改革推动体系内部的权力重组。这种分析有助于解释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初知”世界体系论
1982
年，
17
岁的王正毅从山西应县考入南开大学，原本他心仪的专业是经济学，不知何种原因，他被调剂到哲学系。虽然家族中的长辈非常高兴，认为学哲学“将来有机会当官”，能够光宗耀祖。但在刚开始的一年，王正毅因整日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抽象的专业术语而感到困惑，经常失眠。大二时，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逐渐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买到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这本书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理性，明白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人类对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发现我们能够认识无限。但是，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一种欲望，就是力图通过有限来表达无限”。在一次早年的采访中，王正毅说，这种自然科学史的学习对自己后来做学术研究，尤其思维方式的培养影响很大。
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年轻的王正毅也萌发了留学国外去看世界的愿望。为了这一目标，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学习外语。进大学之前，他从高一开始学习英语，那时候甚至不知道学外语还需要学音标，老师上课时也用的方言。幸运的是，在南开他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公共外语老师，教他音标，并为他校正口音。此外，他当时在天津劝业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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