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说起摄影，首先它一面有对技术的追求，而反面有真正的现实中掺杂的各种东西在凸显出来。像我这样，26岁入学30岁毕业，算是很晚了，因为大家在二十岁左右就走到这一步了。不过正因为我积累的经验比较丰富，做出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后来到毕业时，我做毕业展，正巧《每日摄影》杂志上登了桑原甲子雄さん一篇小文章，其中提到了我。然后杂志编辑注意到，就让我把摄影作品送去，送去后就登了出来。当然，自己的东西印了出来，是谁都会高兴。那时起，我就和《每日摄影》有了关系。我把煤矿的摄影送去给他们看了，就按《系列摄影・煤矿之城》(「シリーズ・炭鉱の町」)这个题目开始做连载，开始去全国各地取材。
因为我把煤矿当毕生的作品来拍。这是我个人特别在意的东西，并不是说在学校里提出这么一个课题而已。这也可能因为我出生在那样的故乡。那个时候，有些年轻人在拍美军基地、近郊农村等等题材。其实那时，这种富有社会性的摄影已经有点过时了。人们面临一个问题：报道摄影应该满足于此吗？而美国的“当代摄影”流传过来，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它毫不追求拍出社会性，只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最为重视。而这样的摄影当时在日本的杂志上是不被接受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只有自己来办摄影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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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清 『天幕の街』
巡回旅行：单枪匹马的追寻
读书时，大家完成作品大都是独立来做。稿费也没多少，都是自己承担费用。但是毕竟大家都年轻，只要上了杂志就会很高兴，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于是从那时起，我就把做商店广告牌当作主业，趁空闲就拿上相机，去往日本各地的煤矿，回程时冲绳本岛因归还问题发生骚动，我也去了一趟。另外因为我对马戏团、演出团那些人的那种虚诞的生活心有向往，我还曾经跟他们的演出去各地巡回。
我把那些照片拍下来，再用自费出版，可以说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东西。不过后来，我不再看着自身心性这个方面，就去印度探索精神世界，还依照诗人金子光晴（日本诗人）的文字，去亚洲的各个地方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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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清『逐流之歌』
自费出版：只为做自己喜欢的事
虽然我在《每日摄影》上做连载，但新人层出不穷，我也是考虑趁自己没被忘掉的时候，自己把摄影作品集做出来。虽然这有可能是为满足自己，但这样就可以无视社会流行趋势来做摄影。另外山岸章二（《每日摄影》编辑）也跟我说过，“那种上个杂志就沾沾自喜的人是不行的”。
我得奖是在83年，个人作品展《天幕之街》得了日本写真协会新人奖，第一次得奖时我已经43岁，已经很晚了。没有名声的人、或者说非职业化的人也出现了。日本人里，喜欢摄影的有很多，就是一般所谓的业余爱好者（其实业余爱好者这个词可能包含误解），我也想做一个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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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清『逐流之歌』
《逐流之歌》： 取材于身边的作品
我小时候家在煤矿城市，跟那些流浪者的世界离的很近。我生活在大杂院里，一直观察着那些成年人的世界，住那里的人都是从五湖四海辗转流落而来，我觉得他们好像担负着什么东西。我做《逐流之歌》（「流れの歌」）摄影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我对这些流浪的人很有兴趣。象征的说，煤矿边的生活，跟马戏团的也是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在60年代所谓的日本乡下，有着日本人的原形。
住在河岸的流浪者的作品，它就发生在我的附近，在鶴見川河边，我记得那个人本来是住在多摩川河那边，住不下去了就来到这边的鶴見川。我发现他住过来，也不能马上就拍，所以做了两三年的观察，最后拿起相机去拍的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对我还是很有防备。然后他的戒备渐渐放缓，过了差不多三年，我觉得已经不用再拍这个人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已经跟最初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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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清『逐流之歌』
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要做心理安抚，而是通过相机来让他解除防备，而这个过程成为了我的作品。然后我不是要说，因为这个人在流浪，所以这说明了什么什么社会问题。因为那之前我刚去过印度。我把印度的经历拍成一些很乱的照片，但从照片上你看到的流浪者，更可以称为自由人，甚至可以看成是圣人一般。
最近我不拍街上的流浪者了，因为那种情况涉及的是生活过程的问题，毕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流落至此的。这样性质就有所不同。人们不都说脱离了集体无法生活吗，而让我说，真要过生活的话，一个人能过下去也可以。然后大家肯定就抛出别的说法，要提人权等等的东西。而那等于只是要求普通的社会生活，跟尊严没有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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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清 『修罗之圈』
《修罗之圈》：意识和回忆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