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Woman in Development)
、
WAD
(Woman and Development)
、
GAD
(Gender and Development
）
三个流派，分别受女权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
这些不同流派同发展理论结合后，在实践层面产生多种干预路线与系列分析框架。
本文以“妇女
/
性别与发展”
（
GAD
）
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妇女
/
性别与发展的内容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妇女是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受益者。
首先，妇女是决策的主体。制定所有和妇女相关的发展与反贫困政策、计划等，要有妇女的参与，要尊重妇女的需求和发展意愿。其次，妇女是行动的主体，妇女要参与到发展与反贫困的项目计划当中，妇女的参与
“能够带来新的能量、新的视野和新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方面的行动。
其二，强调性别分析视角，认为妇女之所以较男性更容易受到贫困的侵害，是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所致
，
“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力方面的差异”，“社会认定的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得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导致妇女的贫困。
其三，强调赋权原则，即通过对妇女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陪伴，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的能力。
赋权的路径包括提供信息和资源、提高意识和觉悟、结成网络或组织。
（二）
传播路径
20
世纪
90
年代初，妇女
/
性别与发展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动，开始在中国传播。
首先是妇女研究。其主要贡献体现在：（
1
）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框架，
使农村妇女状况分析摆脱了以往单一的纵向比较思维
，注重横向比较妇女的社会位置变化，凸显出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中遮蔽的诸多妇女问题，比如非农转移中妇女滞后问题、农业女性化问题、农村妇女土地权属问题。（
2
）通过系列研讨会、翻译和出版，引入国外妇女
/
性别与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的结合。当时一些重要的妇女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承接了农村妇女与发展实践项目。
其次是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在中国开展项目时，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流行的发展理念及与之配套的方法和工具一并引介到中国，其后，这些要素构成本地进行组织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对当时新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带动作用。妇女
/
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被嵌入其中。
特别是
90
年代中后期，受联合国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影响，性别平等几乎成为所有发展机构的原则和资助重点，所有援助项目都要求满足社会性别敏感的条件，否则很难获得批准。
因此，接受社会性别培训、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掌握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几乎是当时所有发展工作者的入门训练。
发展机构的主要贡献在于：（
1
）引入国际发展领域关于妇女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概念，如“可持续发展”“以妇女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与“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等，为深化认识提供了基础，强化了实践的可操作性；（
2
）引入发展中国家一些成功的妇女发展项目经验，如小额信贷、社区综合发展，拓宽了实践思路与模式；（
3
）培训出一批能够与国际发展思路和实践接轨的发展工作者，不少发展学学者开始转向妇女研究，壮大了性别研究队伍，也为妇女
/
性别与发展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
4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发展机构推动的扶贫项目大力提倡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工具，使更多农村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参与其中。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得以更具自主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妇女
/
性别与发展在实践中的一大进展。
再次是农村发展研究。
为适应国际援助的需要，
国内迅速建立起一批相应的研究机构，以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为引领者
，这些研究机构译介了诸多有关妇女
/
性别与发展的知识，使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
需要强调的是，
不同路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妇女研究界的重点在于，将社会性别
（
gender
）
作为新的分析视角或方法，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批评发展项目中的性别盲视；国际发展机构强调的社会性别与发展
（
GA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