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豪的狂欢，工人阶级的噩梦：美国失衡的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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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名流作为制度捍卫者的角色，C.赖特·米尔斯将精英权力层级中的名流定义为军事、政治和企业机构统率者的幕僚。然而，在那之后，一批名流已经跃升到了最高的圈层，他们是演员、音乐家、运动员和具有不同程度霸权的人物。正如本章所展现的，亿万富豪或准亿万富豪的地位、州长官邸和白宫的崛起与关键性历史发展，以及生活中各个领域精英权力的日益巩固有关。

与米尔斯所在的时代一样，名流持续促进资本主义的正当化，而他们往往会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在新自由主义下，在一个将成功和失败视为个人意愿问题的社会中，名流通过其存在本身，及其扮演的角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身份标识与典型。他们代表并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助和自我实现，来获得美好生活。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否认历史是普通人造就的，也拒绝将美好生活与社会责任和社会团结相关联。

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传媒和娱乐媒体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广告商和媒体公司能够渗透我们的注意力经济，以米尔斯时代所不可能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主体性。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名流通过制造产品和图像，并使之流通，来创造利润。与此同时，他们力图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无聊和官僚主义，广泛而深入地捕捉并利用人们的主体性和注意力。借助伪亲密关系和情感共鸣，名流创造了收入颇丰的品牌和广告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些名流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但是除了所谓的商业意识和销售产品的能力外，他们没有任何可见的才能。

这种触及人们情感的方式不仅为企业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已被证明是政治剥削的有力来源。在美国政治生活呈现出普遍冷漠和普遍不信任的背景下，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正力压官僚主义—即富有理性的统治和权威，娱乐和逃避成了我们的政治发声口——它在根本上是空白的。本章探讨了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权力动态，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名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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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名流现象是随着资本主义秩序中大众媒体的兴起而出现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对出众的美貌和才华的赞扬，不可能有追求利润以外的动机；也不意味着，通过与偶像的伪亲密关系或粉丝的社会纽带，来获得深刻体验是痴人说梦。这同样不意味着，名流不能被用来对精英权力发起挑战——像是披头士乐队成员、节奏布鲁斯巨星马文·盖伊 (Marvin Gaye) 和山姆·库克 (Sam Cooke) 、演员丹尼·格洛弗 (Danny Glover) 和哈里·贝拉方特 (Harry Belafonte) 等，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当今这个媒体集团和跨媒体营销肆虐的时代，名流所创造的流行趋势服务的却是个人品牌和内容。在以市场和营利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中，名流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广告价值来衡量的——他们吸引和抓住大众注意力，并将其商业化的能力。对于那些除了营销炒作能力，没有任何可见才能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

如今，最富有的名流，那些拥有亿万富豪或准亿万富豪身份的人，通过将自己的名气转化为产品代言、投资、特权和品牌来变现，并从这个过程中积累了比肩拥有亿万身家的企业精英的经济实力。比如，奥普拉起先是新闻主播，后来成为脱口秀主持人，她利用节目的成功，将其转变为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的广告机器，以此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和多产品品牌。泰勒·佩里 (Tyler Perry) 也走了类似的路线，他利用自己早期在表演和电影制作上的成功，在亚特兰大建造了一个占地 330 英亩的工作室，并在制片和出品等多方面掌握大权。凭借《星球大战》 (Star Wars) 和《大白鲨》 (Jaws) 等影片的成功，导演乔治·卢卡斯 (George Lucas) 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 创建了自己的大型制作公司和品牌，并以数十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售出。说唱歌手 Jay-z通过流媒体服务、高端洋酒和品牌香槟的销售而致富。坎耶·韦斯特通过与阿迪达斯合作开发运动鞋品牌Yeezy，并通过持有前妻金·卡戴珊的造型服装 (内衣) 公司的股份，以及价值约9000万美元的音乐版权，而成为亿万富豪。所有这些名流的资产净值都超过了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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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靠品牌代言成名外，在当今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阶层的名流精英中，还包括了一个著名的“因为想成名而成名”的群体——他们完全没有才能天赋，而直接走向了品牌。这些名流能否获得财富和名望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在饱和却无下限的关注经济中，在众多胸怀抱负的明星中，保持知名度、拿捏公众利益由于这些名流大多通过社交媒体成名，他们也尤其容易受到“取消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利用在线论坛组织抵制活动，不让名流保留他们的公共身份。作为“Me Too”运动的一部分，观众们“取消”(葬送)了电影导演哈维·韦恩斯坦、伍迪·艾伦 (Wody Alen)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主播马特·劳尔等一系列性侵犯者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广受好评，且拥有强大的企业和文化影响力。

这些巨头被驱逐出文化产业，表明社交媒体具有推进虚拟抗议和用户大规模表达的能力。但它也使新自由主义对历史进程的篡改和扭转越发顽固，包括将(社会发展)归因为个体努力，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结构的产物。在取消文化的背景下，激进主义者对媒体巨头马特·劳尔进行检举，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在解雇劳尔的过程中，NBC一边举起进步主义的大旗，一边却继续践行反进步主义，比如允许其新闻主播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在“Me Too”运动的大背景下，NBC环球首席执行官杰夫·谢尔 (Jeff Shell) 本可能会因NBC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特雷格迪 (Paul Telegdy) 的极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行为而罢免他，但保罗在提议NBC在黄金时段播出右翼脱口秀节目，从而让 NBC获得市场份额之后，毫发无损。在取消文化的结构下，迪士尼为了占据道德高地而取消了强尼·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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