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听到鹊王“叫早”之声,我就咧嘴一笑,心满意足地倒头就睡。我并不失眠,但早年的长期夜班,锻造得我零点到凌晨4点才是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这个时候,万籁无声我都能听出点儿声来,我听见猫找食的声音;我听见耗子打洞的声音;我听见夜来香开花的声音。我把院子里的灯点亮了,东屋转西屋串,悠悠地干我一天中最想干的事。我们这个大杂院100多年没丢东西了,先前是因为人心善,后来是因为养了狗,最近两年八成是因为我不睡觉。耗到4点,我就消停了,静听鹊王那一声长叫,就像相声中讲的“专等楼上扔另一只靴子”,然后倒头就睡。
记得有一天睡得正香,喜鹊像炸了窝似的乱叫。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一看表,9点。这个点儿被吵醒了,如同正常人在凌晨3点被叫醒一样的难受。我气不打一处来,蓬头垢面地往外冲,好么,喜鹊果真炸了窝——五六个园林工人吊在半空中,电锯朝着前院那棵大杨树的树枝就开锯,大喜鹊叼着小喜鹊一通无头苍蝇般的乱飞。我傻眼了,为嘛呢?这可是百年老树呀。
我爱树胜过爱花。我妈养的仙人球一盆居然开了10朵花,欢天喜地地叫我去看,我回她:“您别美,到了下午都得谢!”我是吃货,只对能吃的东西感兴趣。我以为,所有的繁花似锦都是锦上添花,都抵不过一个沉甸甸的果实来得实在。在北京的大杂院里,树是最能结果子的东西。
我奶奶18岁嫁过来,在小院中间种下一棵枣树,1976年大地震,我爷爷依着枣树搭起抗震棚。每年9月底,我爸带着我弟爬到树上去摘枣,摘高兴了,抱着树干一晃膀子,枣如冰雹般的劈里啪啦砸下来,我抱着头一通嗷嗷乱叫。大枣我吃了30年。奶奶去世的前一年,枣树没征兆地死了。第二年,奶奶就走了,上午刚做的体检说没大碍,下午人就不行了。我妈抬头望着枯死的枣树说:“这老太太就是绝呀,说‘走’就‘走’,连个念想也没给留。”
我们的大杂院前身是个老会馆,枣树有七八棵,东院吃完了去西院蹭,秋天摘的枣一直能吃到第二年秋天。当然,前院还有香椿、桑葚,后院还有榆钱、石榴,除了冬天吃大白菜,其他时候不怎么缺嘴。70后作家冯唐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少年时,我们饱受贫穷但是没有感受贫穷,长大之后心中没有对社会的仇恨,有对简单生活甚至简陋生活的担当。”这话真没错,我小时候是真穷,可真没感受过挨饿,因为有这些树在,有邻居们在。
当然还有别的——胡同的角落里长着马齿苋,随吃随采。20年前,陶然亭湖清淤,我下到湖里能挖出婴儿大腿那么粗的莲藕,要不是我妈拽着,我能在湖里挖一夜。那时候,紫竹院公园里抬头看都是谈恋爱的,低头看都是鱼。我跳下河,摘了草帽、脱了长筒袜,当网子捞鱼,隔三差五从公园往家“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