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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从上表中不难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占据银行业资产总量的40%左右。
从银监会监管设置上看，5家大型商业银行监管归属为银监会国有银行监管部，总体监管指标更加严格，比如资本充足率按照系统重要性银行额外增加1个百分比资本要求。
从股权机构上看，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以绝对优势控制了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中央汇金与财政部为一致行动人，因此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控制着中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而从人事控制权上看，银监会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人事任免有重要的影响。
包括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和浙商银行；多数在A股上市。股份制银行成为近年来同业和理财创新业务的领头羊，同时在互联网金融以及直销银行层面再次成为市场的领军力量。
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和贵阳银行等7家已经在A股上市，哈尔滨银行、徽商银行、盛京银行、郑州银行、重庆银行、锦州银行、青岛银行和天津银行等8家已经在香港上市。不少城商行的总资产规模都超过了1万亿，甚至超越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部分银行。
城商行主要改造自城市信用社，目前已经转型结束。城商行的监管规则在行政准入层面基本和股份制和国有大行一致，都适用《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专设城商行部，监管包括民营银行和城商行在内的银行机构。
关于异地扩张方面，在2011年以前，部分城商行可以通过设立省外机构实现资产规模的扩张和业绩的提升，2011年以后，城商行不能跨省经营，这是限制其发展最大的约束，目前多数采取营销中心或同业中心的形式进行有限的异地客户维护或同业交流。
根据各银行2016年年报，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和广州农商行等农商行总资产规模已经在5000-8000亿规模区间，青岛农商行与青岛银行、东莞农商行与东莞银行、广州农商行与广州银行等都是农商行总规模甚至超越当地城商行。
上市方面，江阴银行、张家港银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和吴江银行等5家银行已经在A股上市，而九台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等3家农商行在港股上市。
相对而言，农商行资产规模普遍较低，受到的监管约束也最严格，比如将监管评级和能否投资非标以及各类资管计划挂钩，也只有农商行受到这样的约束。
此外农商行另一个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是省联社的强势管理模式。以下几种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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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几个直辖市的农商行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辖区的合并整合，省联社转化为统一的农商行法人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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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联社整体转型农商行，但这种模式相对比较少，唯一采用这一模式的是黄河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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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吴农商行（现并入苏州银行）：并入城商行，脱离省农信系统，不受省联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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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农村信用社经银监会和广东省政府批准从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体系中单列出来，独立改制组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不受省联社管理。但由于深圳是经济特区，经济政治地位较高，这种方法在全国不具有推广性。
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大部分省份农商行仍然是法人公司治理和省联社强势管理权并存。
省联社是2003年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农信社管理权由中央下放给省级政府，各省成立农信社省联社履行对农信社的行业管理职能，即省联社是后天通过行政力量改革生成的机制。各基层行、社出资设立省联社，由省联社来管理自己，作为股东的基层行、社不仅要向省联社上交管理费，还得让渡属于自己的管理自主权，比如人事管理、信贷管理、财务分配等多项权力。
近几年来，省联社和部分农商行的矛盾不断升级，例如，2016年，江苏省联社提名的常熟银行副行长人选，被该行超2/3董事联袂否决；2017年1月15日，安徽省联社和安徽桐城农商行在人事任免上同样矛盾不断。关于未来省联社的功能定位以及农商行相互之间有抱团取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