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成指出，在特朗普在上台早期，中美关系会有一个机会窗口，但这究竟是短时间的机会窗口还是能持续维系，现在还不好判断。
而当拜登离开白宫时，他留下的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遗产。尽管在他任内，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创造了破纪录的新就业岗位，
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8%
，导致民众生活负担加重，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处境艰难，这成为民主党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拜登也未能弥合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而随着特朗普的回归，这种撕裂在短期内依然无解。
《财经》：
你在2023年离开华盛顿，加入香港大学。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时，你经历了特朗普的第一个四年任期，也经历了拜登三年多的任期。你如何看待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留下的遗产？
李成：
2016年12
月，我和基辛格博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时任主席卡拉·希尔斯在纽约一起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特朗普刚刚当选，我们谈的内容与其说是我当时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政治的新书，不如说是特朗普。我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个观点：
特朗普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也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失败的总统，但不会介于两者之间。
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就任不到三个月的时候邀请中国领导人到海湖庄园会晤，他也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八九个月之后，我已经得出结论，他只是“破字当头” ，而无“立”的能力，他将会是一位最糟糕的总统。
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很遗憾的是，美国近期遇到了历史上两个最糟糕的总统，不仅是特朗普，还有拜登。拜登总统犯了很大的错误：从阿富汗的撤军、俄乌战争、中东危机，这些都是外交上很严重的错误，尤其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极其严重。历史对俄乌战争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公正的评价，但拜登的应对存在很多问题。
在对华政策上，拜登通过同盟国外交针对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拜登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它的后果是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就说过，
美国外交和战略最糟糕的局面就是让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走在一起，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由于被美国逼迫。
拜登提出的所谓“东亚小北约”，是极其荒谬的一个概念。北约是在欧洲，不是在亚洲。将北约扩大到亚洲，把整个东亚地区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对拜登的遗产打分是很低的。
李成：
在中美关系上，拜登避免了自由落体（free fall）。虽然不是对特朗普最后一年对华政策180度的改变，但是他不时地在调整政策。很遗憾，拜登有时被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比如他在2022年与中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之后有很多积极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准备在2023年早些时候来中国，但随后发生的
所谓“间谍气球”事件绑架了拜登的外交政策
。
在拜登执政期间，脱钩的形式是“小院高墙”，他从来没说过要全面脱钩。而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特朗普的鹰派团队是要实现全面脱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断说要抵制中国，要求全面脱钩，要求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都要注册为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继续在华盛顿展开游说。这样问题就很严重了。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了“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拜登上任后取消了这个行动，保护了华裔。拜登维持了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交流，而特朗普团队在2018年秋一度想要停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学生签证。所幸最后没有实施，但这样的提议能够得到白宫政治团队的通过，让人担忧。拜登团队则主张中美交流，虽然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做法也很荒谬，但至少是不准备终止教育交流。
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拜登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他的团队没有主张台湾独立，而特朗普团队的很多前官员和现官员有这样的倾向。这是特朗普团队的问题，
他本人也许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他与团队的关系微妙，这些保守、反华、反共的力量将会左右特朗普，
在台湾问题上的理性举措会受到民主党、共和党主流或者其他力量的强势阻拦。
拜登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与特朗普的团队相比，他在有些方面要好一些。说实在的，两位总统都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所以我对两个总统都不看好。但这引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观点：
也许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给了总统。无论是拜登或者是现在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们都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态的产物，特朗普现象对美国的冲击不是变化的原因而是结果。
拜登为什么这么失败，也与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关。为什么他年纪这么大又有明显的认知障碍还让他再次参选，这些都值得深思。
而中美关系下滑或者甚至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矛盾。什么是结构性矛盾？
我一直在讲三个方面。第一，美国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碰到像中国这么强劲的对手。冷战时期的苏联只是在军事上强大，而中国的强大是全面的，从军事、经济到科技。中国并不是要挑战美国或者代替美国，中国连G2（两国集团）都不认同，更不用说代替美国了。
但是美国人觉得到了一定程度，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所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这种概念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者。
第二，我1985年去美国读书，当时受到很热情的欢迎，无论在伯克利还是在普林斯顿。这种欢迎你可以称之为美国的战略意图，因为要针对苏联，
当时冷战并没有结束。但总体而言，当时的美国对中国是积极友好的，
美国是一个自信的、比较包容的移民国家。但现在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使它对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经济模式产生恐惧。
第三，过去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而美国的中产阶级极大萎缩。美国财长耶伦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30年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很多经济学家的分析显示的则是40年都没有改善。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做过研究，
美国男性工人的工资现在与50年前是一样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选特朗普
。从表面上来讲，美国经济不错，股票市场很强，科技也处于世界领先，但问题是看你问谁，是否能够持续。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不断印钞票，债务规模之大到要几代人来还钱，股票的泡沫也同样严重。这是为何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包括大财团都不看好目前的状况，他们希望有所改变。
《财经》：
在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乐观的看法，认为他会降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但最后他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加大了关税力度和范围。
李成：
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因为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反对。他看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他说外交要为中产阶级服务，是正确的。但他没能用有效和理性的经济政策来推动。
拜登团队在政策把握上出现很多问题。拜登和同盟国改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走过了头，引起强烈反弹，他们却归咎于中国。
美国的政策需要一个很强的团队去执行，同时也需要有远见的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