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与曾华鹏兄再度合作，在现代文学作家论上，做出突出的成绩，被称为学术上的双子星座。他们连续出版了《王鲁彦论》《现代作家四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还有《鲁迅小说新论》，都很有影响。他们每出一书，都送给我留念，我真为他们的学术成绩高兴。
有一次，伯群兄来复旦，住在第八宿舍招待所。我去看他，陪他到校区办事，从国年路快要走到邯郸路时，他对我说，他们江苏师院改为苏州大学后，校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要他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推辞不得，只好答应了。我惊讶地问道：“你不是说过，要全心全意做学问，决不做官的么？”他无可奈何地说：“唉，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事，不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你若想当官，领导上如不同意，那是当不成的；你若不想当官，领导上却要你当，那不当也是不行的。我实在抵挡不住，只好答应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学校将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不仅仅是改个校名的问题，而是从师范院校到综合性大学的一个体制上的大变化，我们系里的干部大都是师范院校出身，只有我是综合性大学毕业，所以校方要我出来办系，是想加速这种转化，也不无他的道理。”我说：“从学校的角度看，这种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一涉及权力之争，恐怕你将来的日子未必会好过。而且行政事务也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他说：“学术研究是我辈根本，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做了系主任之后，伯群兄与复旦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不但带领干部到复旦中文系来取经，而且带领老师来听课，还派青年教师来进修，又请复旦的教师到苏州大学讲课，章培恒兄和我都去过。听说苏州大学有人批评他太靠拢复旦了，什么都学复旦，伯群兄却自豪地说：“我就是要学复旦的办学路子，按复旦模式为国家再办一个中文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依然按他的思路做。
办好大学系科，师资力量是主要因素。伯群兄广泛地网罗人才，来充实本系，在他的努力下，苏州大学的师资力量迅速提高。198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离开复旦，伯群兄知道后，竭力动员我到苏州大学去任教。我说：“我家在上海，到苏州工作不方便。”伯群兄说：“你到我们那儿，主要任务是搞科研和带研究生，大部分时间可以坐在你上海家中工作，用不着长驻苏州，研究生也可以到你家中上课。怎么样？”如此优惠条件，我听了有点动心。后来因为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不允许我离开复旦，只好作罢。但伯群兄这份情意，我一直记在心里。
要将一个系科办得有全国性的影响，必须要办出一些特色来。但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苏州大学只是一个新转型的小弟弟。全国各高校的中文系，都是老系，真是强手如林，要冒头谈何容易？但伯群兄很会动脑筋，在他的策划、推动下，苏大中文系办出了两大特色：一是以钱仲联教授为首的清诗研究；一是以范伯群教授为首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他们在全国高校中办出了名气，令人敬佩。
钱仲联教授是位老学者，国学根基深厚，尤长清诗研究，但因本人有些历史问题，一直未得到重用。改革开放以后，政策较为宽松，学校想启用他作为学科带头人，将他申报为硕士生导师，不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下来竟是博士生导师，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据说是学科组评议时，钱锺书先生对他的学术水平特别加以推崇，说如果钱仲联只能带硕士生，那么我也不能带博士生了，于是才有破例之举。钱仲联先生从此就受到大用，这个学科也就成为全国性的重点学科。
现代文学方面，伯群兄是学术带头人，他在现代作家论和鲁迅研究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全国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人才很多，要办出学科特色很不容易，伯群兄审时度势，另辟蹊径，转而建立了一支专门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队伍，一时间无人能比。他选中这一研究课题，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一则，新文学运动初起之时，对当时盛行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取批判态度，有时难免批得过火，加以全盘否定，大有重新进行历史评价的必要，现在再逢解放思想运动，重新评价正当其时，此占有天时也；二则，鸳蝴派活动阵地虽以上海为中心，但作家的本籍却以苏、常二州为主，所以在苏州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也就是研究本土文学，搜集资料较为方便，占有地利；三则，苏州大学中文系有一支研究力量，可以合作共事，此为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当然是大有作为的了，所以苏州大学这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科也就成为全国性的有特色的学科。
研究方向确定后，他们并不急于求成，还是从搜集资料做起。我到苏州大学去参观时，只见他们搜集了很多旧派作品，满架满屋。我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还向他们借阅过。不久，在1991年，他们就出版了《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上下册）；接着，在1994年，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十二册）；在这基础上，于2000年出版了研究性著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都由范伯群担任主编。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学科就形成了，范伯群也名副其实地做了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2001年伯群兄年届七十，退休了。老同学章培恒兄聘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今演变”研究室任专职研究员。这之后，他就经常跑复旦，讲学，并到处搜集资料，准备自己单独再写一本书。他对我说：“我倒并不是什么老有所为，只是太太过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找些事情做做，实在无聊，继续搞研究，无非是精神上有所寄托而已。”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其实，即使老伴健在，家里有人，若没有感兴趣的事情做，也是很无聊的。我说：“我老来继续读书写作，也是出于习惯，寻求精神寄托。每天在书房里一坐下来，心里就感到安宁。”彼此还是谈得很投契。
2007年，伯群兄的封箱之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出版了，这本书影响之大，超过了他以往的所有著作，而且还被翻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打了一个响亮的关门炮。
这之后，我在国外住的时间多一些，他到上海的时间也少了些，但我们在复旦还是见过几面。2017年秋天回沪，听说他在苏州家中养老，已不大出来活动了，很是挂念。那时，伯群兄的同班同学，九十高龄的蔡传廉兄从日本回沪参加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纪念会，他与我是老同学，又是内子高云的老同事，我和高云请他吃饭，并邀他的同班同学潘富恩兄作陪。老同学聚在一起，中心话题总是忆旧。可惜老同学已经走得太多，谈起来大家难免有些感伤。老蔡问起范伯群的情况，我说老范倒还好，前几年还出了大著，现在在苏州家中养老。老蔡想与他讲讲话，我马上打通电话，让他们聚旧。接着，我们每个人都与伯群兄说几句。我说：“范大哥，人家都说我这个人吊儿郎当，自由主义，其实都是当年你这个老大哥带坏的，我的成绩和缺点都与你有关，我什么时候要到苏州来跟你算旧账！”他嗨嗨、嗨嗨地笑道：“欢迎，欢迎！”并转而对高云说：“吴中杰说他是受到我的影响，我感到光荣之至！”他问我什么时候到苏州来，我说：“听说上海的地铁马上要通到苏州了，等地铁开通了我就过来，坐地铁来去要方便些！”他说他等着。电话里听到伯群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精神很好，觉得再聚会几次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地铁还未开通，我来不及到苏州看他，却在网上看到了讣告，说“范伯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2月10日上午7时35分在苏州逝世，享年86岁”。呜呼，哀哉！
伯群兄晚年被评为首届“姑苏文化名家”，且建有“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想来丧礼一定很隆重，可惜我身在海外，未能参加。
不过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年那个天真直率，放言无惮，时出惊人之语的范伯群，那个带领、爱护我们这些小弟弟的范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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