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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开始效仿国外的“制播分离”模式，进行本土综艺节目制作。此后，各方资本迅速涌入综艺娱乐节目制作领域，这使得我国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从2007年的2874家攀升至2014年底的8563家。
C公司面对的市场环境并不友好。从全球范围看，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场域，市场风向不断变化，资本之间兼并重组不断。在这里，几家寡头周边聚集了大量小而灵活的企业，后者相互抢夺生意，随时面临破产。中国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国家虽然大举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但诸如版权保护等制度规范尚待优化。行业大举发展之时，资本间的竞争却无序而残酷，虽然项目与商机俯拾皆是，但风险也随处可见。此时，市场各方小心翼翼、各逐其利，位于上游的播出平台毫不手软地将风险转嫁给了下游制作公司。
从2012年开始，C公司针对某档知名综艺节目与Z电视台签订了对赌协议：节目虽能在Z台播出，但由C公司承担节目制作的所有成本与投资风险，只有在收视率超过特定比例时，制作方才能参与利润分成。
C公司步入了一场豪赌，这背后的资本逻辑昭然若揭：要么赢得盆满钵盈，要么输得片甲不留。
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多文创企业使用了“自由职业者”、“玩工”等免费劳动者进行生产。当然，这里还是实习劳动的重灾区。实习生也被称为“学生数字劳工”、“看不见的劳动者”和“希望劳工”。
C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其正式员工限制在300人左右，为了完成不成比例的任务，公司招募了大量项目实习生。项目实习生不同于校招实习生：后者以应届生为主，实习期结束后就能够转正；前者则以大二、大三的在校生为主，劳动时长以项目时间为限。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实习仅作为社会实践，实习生也不被认定为劳动者，他们与实习单位不存在隶属关系，其劳动亦不受《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所以企业不为其发放正式工资、福利，不为其缴纳社保，也不制定与之相关的正式制度。
物美价廉的“优良特性”使实习生成为节目制造业中的劳动生力军
，各制作公司不间断地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实习招募启事。寒暑假等热门档期里，在多个大型项目同时运作的情况下，C公司实习生数量往往在300名以上，甚至超过了正式职工的数量。
实习生由导演团队招收、管理，后者的眼光审慎而苛刻。我经历了两轮面试才进入W导演团队——这支团队负责某档知名综艺节目的宣传工作，并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其线上衍生节目。与我一同进入该团队的还有另外19名来自全国不同高校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或影视制作专业的在读学生，所有人都熟练掌握摄影、摄像、剪辑等媒体制作技能。
令人惊讶的是，W导演团队只有五名正式员工
——其中两名是总导演和执行导演，其他三名员工带领与指导实习生进行具体工作。后来，我从其中一名正式员工的口中得知，自己之所以能够进入该团队，是因为既会做剪辑又参与制作过一档养生节目。
在项目制的运作方式下，对赌协议的压力转嫁至核心导演团队，可想而知，这压力最终落到了实习生头上。
W团队参与制作的这档综艺节目涵盖12期，每一期的制作都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台本制作、中期现场录制和后期画面剪辑。从项目整体运作上看，每阶段约占一个月时间。进入项目中期后，为将就艺人时间需要两期联制，这意味着我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左右，而周四、周五会连续工作30个小时。然而，尽管每一阶段都充斥着高强度的劳动，
但实习生快乐的状态持续在线：在头脑风暴中绘声绘色地表演自己的提案，在幻彩缤纷的录制现场兴奋地跑来跑去，在通宵剪片时大笑。
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档综艺节目的播出效果出奇的好，收视率屡创新高。
2015年，这档综艺节目大热，其广告收入超过了20亿元，其中插播的60秒广告被卖到了3000万元的高价，W团队制作的线上衍生节目的广告收入也高达2000万元。该年，
C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13亿元，利润超过11亿元，利润率高达85%。但实习劳动几乎是无薪的。
在W团队项目经费存在盈余的情况下，实习生能够支取1000元到2000元的津贴——这低于上海市2015年每月20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实习生们必须依靠父母倒贴生活费才能留下来继续工作。
C公司的高收益背后隐藏了一个控制难题，即怎样使实习生人尽其用。这一难题源于三方面因素：首先，传统企业往往仅要求实习生承担辅助性工作，IT技术公司会支付大学生计件工资，
C公司却需要利用无薪劳动来填补资金与劳动力的双重缺口。
这就对实习劳动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实习生的目的是获得实习经验和了解职业行情，而非奉献全部身心。实际上，W团队所有实习生都有在传媒机构的实习经验，还有人创过业。从毕业去向看，留在节目制作界的实习生仅有五名，还有七名实习生毕业后的去向与传媒完全不相关。第三，实习生的工作动力往往由“志愿者热忱”所推动，缺乏耐久力。
综上，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当企业并不提供经济激励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升迁激励时，管理控制何以生效？当劳动强度令人精疲力竭时，情感整饰何以可能？当劳动合同和口头协议都无从获得时，雇佣控制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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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劳动中的同意制造
综艺节目的制作是一项娱乐性劳动，这种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形式、内容和产品皆为“娱乐”。
在娱乐性劳动中，劳动者是通过提供笑话、表演、游戏等创意来制作综艺节目、搞笑视频等文化产品，用以满足受众的感官娱乐与精神文化需要。具体而言，制作台本时，大家要通过头脑风暴想段子、想梗；在现场录制时，要努力搜集各色笑料做素材；最后，还要通过视频剪辑提升节目的视听冲击力。
总之，劳动者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生产，并努力以自身的娱乐来为观众提供娱乐。
那么，劳动的娱乐化何以可能？怎样在达到劳动控制的同时激起劳动者的娱乐体验？从C公司W团队的案例中，
我们发现三种在分析上有别、但实践中不可分的文化策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
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
。下文，我们将在呈现劳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这三种策略的运作方式，进而剖析“娱乐”背后的意识形态支配逻辑。
（一）前奏：关系工作与愉悦体验
打造亲密关系是他们引导实习生走向“娱乐至死”的第一步。
而实习生初入团队时期的期待、热忱与困惑状态会使“关系”的打造事半功倍。实习生进入团队后，就被指派给不同正式员工来管理，并尊称他们为“老师”。这时，关系工作就开始了。来自武汉大学新闻系的茜茜本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在进入团队的第一天就被W女士感动了。她说：
我是一个人去的上海。刚来团队的时候大家都相互认识了，我却连老师的名字都叫不上来，那时候就很孤独无助。W老师那几天就一直问我租到房子没有，生活用品都有没有。当我问她附近有没有超市时，她竟然就开车载我去了，还说要是没有被子什么的，就从家里给我带过来。我当时觉得可暖心了！（实习生茜茜访谈，20161024）
确实，
“老师”们虽是实习生的招募管理者，其收入取决于项目的盈利程度，从其工作属性上看与建筑业包工头、纱厂的拿摩温并无二致
，但W女士既不同于动辄就欺压、打骂纱厂女工的拿摩温、对建筑工人颐指气使的包工头，也不同于魏昂德笔下的车间干部。在W团队，
“老师”们做实习生的知心朋友与人生导师，关心他们是不是与恋人吵架了，还送给他们各色文娱活动的门票。
“看！这是我在草莓音乐节上的照片！”从草莓音乐节回来的佳佳喋喋不休地对我说GALA乐队现场比CD好听多了、林宥嘉比照片帅多少倍、陈绮贞本人有多甜美……大家不耐烦地附和着。在过去几天，所有实习生的朋友圈都被她刷屏了。在此前一段时间，这位来自南昌大学的实习生在工作期间唉声叹气、心神不宁，一直嘟囔“想去草莓音乐节”。谁料曾经做过娱乐记者的W女士竟送给她几张媒体票，并准许她请假放松。在音乐节的那几天，佳佳不断地在朋友圈中致敬W女士。这种狂喜在接下来的几周被带到了工作中，佳佳在头脑风暴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做游戏时也很投入。
来自宁波大学的小瑾对小清新不感冒，她的梦中情人是休·杰克曼。在一个沉闷的午后，小瑾和H女士一起剪片时，忍不住发了句牢骚：“我不想剪片了，我想回家看《金刚狼》！”H女士立刻说：“你别剪了，我带你去。”小瑾睁大眼睛问：“什么？”H女士说：“今晚《彼特·潘》上海见面会，休·杰克曼来的，和我一起去吗？”小瑾连连点头。当天晚上，她就跟做梦似地坐在电影见面会的前排，流着口水盯着她的男神看了一整晚。她后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差点哭出来！”
惊喜、新鲜感与志愿者热忱的叠加让实习生对“老师”的好感度陡然提升。在私下聊天时，小瑾说：
这里的老师和我之前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不一样。他们不是那种有工作就叫你，没工作的时候和你什么事都没有的那种关系。这里的老师更像一种伙伴。
与学校老师和电视台领导相比，W团队的“老师”不仅为人慷慨、风趣、善解人意，而且赋予了实习生幻彩缤纷、活力四射的生活。她们就像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一样友善喜悦、载歌载舞且充满魅力，吸引那些来自底比斯城的信徒们与其一同进入狂欢。谁还需要彭修斯的律令呢？
取悦实习生只
是手段，让其高高兴兴地劳动才是目的。
随着关系的推进，H女士开始差遣小瑾承担额外任务。有一次二人一起去澳门做节目，回来后H女士将剪辑工作全交给了小瑾，并说要给她报酬。小瑾接下了工作却拒绝了报酬，她说：“我就是帮朋友个忙，哪有帮朋友忙还拿钱的？”而在W女士帮助下置办过生活用品的茜茜，经常在周日帮忙做剪辑。她说：“从朋友的角度看，她有困难，我又有时间，就没有推辞的道理。”
此外，“关系”还被用以解决工作矛盾。当佳佳因没有做成跟拍导演而心有不满时，W女士就撒娇般地问她：“佳佳你怎么啦？是不是有心事？”当佳佳提出换岗要求时，W女士便向她诉说自己的难处。佳佳后来说：“有人关心我，我心情就好多了。她和我说了难处，我就想别为难人家了，老师们也不容易。”小情绪便就此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