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究竟想找什么工作？

基于扎根理论的大学生职业理想影响机制研究

——对基层职业意愿的考察

Jhony Choon Yeong Ng，承杲阳，谭清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8年13期

2018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创历史新高，虽然2018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数据尚未公布，根据2017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数据的分析，该年就业率为91.6%，较往年下降明显（2016年91.7%，2015年92.1%），这意味着还有68万待就业毕业生，加上往届未就业学生，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1】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经济增速的减慢，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减弱，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就业压力。【2】就业难度排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文学类，它们的岗位数量远远多于求职者人数。【3】而像餐厅服务员、营业人员、环境卫生人员、安全保卫人员这些基层职业的空缺职位数与求职人数比达到7:1。在中国，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精英，如公司高管、科学家、政府要员等技术型职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需求小，但社会中的多数人都想要从事这样的职业；【4】金字塔中端和低端的职业需求大，却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去从事。鉴于上层职业就业难度加大，而基层职业岗位的就业缺口也日益加大，解决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而鼓励大学生从事基层职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展开本次研究。

文献研究表明，基层职业者的年龄分布十分不合理，基层职业者大龄化现象在第一产业尤为显著。中国基层职业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五十岁，且岗位空缺现象严重；【5】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52.1岁，间接反映出城乡人口结构不均衡，乡镇劳动力减少的问题。【6】目前也有许多学者研究职业发展和劳动力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但缺少对基层职业岗位空缺现象原因的研究。【7】【8】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选择上层的职业，相应地，越来越少的人会选择基层职业，造成行业发展不均衡。长此以往，基层职业的空缺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在相关职业选择的定量研究中发现，职业样本的选取均为白领、党政官员、企业经理等上层职业，很少有关于基层职业的样本，如朱文彬在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样本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倾向于从事外贸、大学教师、外交官等职业。【9】其次，现有关于基层职业的研究主要围绕基层公务员、医务人员和法官，这些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算是真正的基层职业，相关文献缺少，关于更基层职业的相关研究缺少。【10】【11】【12】而如今基层职位的空缺正慢慢演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正是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更为基层的职业人员，如蓝领、工人等，研究这些基层岗位。

为什么作为就业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

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

这种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如何能够改善这一现象，

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着重探讨现在大学生的职业观和人生观，结合现有研究，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梳理各个影响因素，总结归纳出大学生不愿从事基层职业的影响机制，为相关政府机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提供建设性建议。

（一）职业选择

职业选择是个体根据个人职业兴趣、价值观、人格和能力等性格特质与要素，发挥各自优势，对职业提供的工资待遇、工作强度和发展空间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比较之后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或行为决策。【13】当前，关于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关于职业价值观的研究，二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研究，三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研究。

价值观是基于个体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别或选择，也就是个体认识事物、判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倾向。【14】王国兵等人发现，大学生职业选择与职业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目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趋势是重物质轻精神。【15】余新丽等人发现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起着指导和决定性作用。【16】申林在研究兴趣和职业价值观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中发现，兴趣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是次要的，而职业价值观决定了职业选择的方向。【17】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选择。

李黎明等人发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大学生职业选择有显著性影响，大学生拥有充裕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会倾向于选择薪水更高的职业；【18】同时，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地位、子女的职业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刘雨涛等人提出，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是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主要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方面，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心理和生理特征等因素；社会资本包括亲朋的帮助，家庭经济的支持和学校的社会声誉等。【19】

近年来关于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趋向于对主观和客观因素进行研究。

万毅认为影响职业选择的主要是主体和客体因素，客体因素是指职业选择中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两大类。【20】王海玲认为个人因素影响最大，其次是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客观因素，因为在外界环境作用下的客观因素很难被主动调整和控制。【21】李礼认为个人因素如职业兴趣、职业价值观等影响着职业选择，而客观因素则主要是家庭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22】陈丽提出大学生职业选择受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职业价值观、能力素质等，在职业选择中起基础性作用，而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需求、学校教育、家庭影响等在职业选择中发挥着制约和平衡的牵制作用。【23】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访谈时着重提问个人对专业选择及职业生涯规划、父母期望及父母职位、所在大学、社会环境这四方面的问题，来了解大学生在职业选择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二）基层职业

学术界将基层职业主要分成三大类。一是对各类基层就业政策的研究和梳理。马莉萍等提出中央基层就业政策经历了由笼统到细化、由零散到系统的演变过程，但政策效果存在滞性和异质性；【24】蒋承等基于“个体-环境-行为”三元交互理论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感知行为进行讨论，发现大学生对基层就业的了解程度显著地影响其对基层就业政策的认可程度。【25】二是对基层就业现状分析。刘林霞等人发现基层需求大，供给少；在岗基层大学生主要从事教育和医疗卫生，但满意度较差；工资和福利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较差，个人价值无法实现。【26】庞先坤研究发现基层的就业手段单一、宣传工作不到位、专业设置不合理等现象不利于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27】王玉才发现基层职业供需矛盾突出，总量不足；入出不对称，人才严重流失；岗位有限，地域分布不平衡。【28】刘焕性等人研究发现基层就业大学生的职业前期了解不足；已经在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其专业对口率不高、学历层次较低等现象较为突出；而就未来的职业预期来看，计划离开当地的学生比例较高。【29】三是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影响因素。王友航和曾雅丽等人的观点同上文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观点一致。【30】【31】周燕和刘新民都认为待遇水平制约着大学生基层就业。【32】【33】

因此，在访谈中，我们也侧重对于薪资的提问，研究薪资是否是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的真正原因。上述关于基层职业的研究都是针对“大学生村官”、乡村教育工作、乡村医疗卫生等职业，关于“蓝领”等更为基层的职业的研究很少，相关文献缺失。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采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34】【35】我们通过访谈周围的同学以及他们介绍的其他同学来进行数据收集。为了探究大学生与在职人士关于基层职业的观点是否有偏差，我们还访谈了少数在职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基层职业的观点。

在抽样过程阶段，为了选择合适的人群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我们设定了一系列标准：受访者自愿接受访谈，不掺杂个人情绪；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学生应有明确的专业；社会人士要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为了研究家庭教育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我们要求受访者从小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健在。

我们访谈的目的是了解现在大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对基层职业的看法，并且去分析这种看法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给出建设性建议，改善基层职业就业现状。

我们采用半结构化的方法进行访谈。我们在访谈过程中重点了解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大学生对于基层职业的看法，使用了以下指导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毕业以后的职业规划？”；“不考虑任何客观因素，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你认为在你人生职业选择方面，父母从小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如何看待那些从事基层职业的人，如清洁工，农民工，销售员等？”；“你愿意从事基层职业吗？为什么？”。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认真听取受访者的观点并结合他们的观点进一步提出问题，每次访谈持续时间30-60分钟，访谈结束后，我们将内容整理成文档形式，方便之后进行编码。

最初，我们通过筛选文本，且使用开放式编码来分析我们的数据。而我们的编码过程产生了大量的开放代码，如“父母灌输”、“信息不对称”、“思想固化”、“社会教育制度”。在这个阶段，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触数据，以了解数据试图告诉我们的内容，以及备忘录所显示的类别。【36】通过对所有样本进行开放性编码，我们发现有些类别开始集中。例如，我们发现许多参与者似乎把他们的观点集中在与“父母”、“教育”和“职业偏见”相关的主题上。我们合并了这些类别，形成了更高级别的“影响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转向选择性，而不是开放编码，并使用这些新兴的类别集合，以指导我们的理论抽样过程。【37】此外，我们还问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以进一步平衡我们的类别，【38】例如：“你认为中国存在职业偏见吗？为什么？”，“你如何看待有些人一直想往上爬，想做精英，而基层职业却没有多少人想从事，即使做了也是迫于无奈。”

最后，当我们接近数据饱和时，很少有新的属性出现在访谈中，我们进行了理论编码和理论排序。【39】整理了访谈资料和代码，把我们的数据编织成一个简洁的扎根理论。【40】当数据饱和时，我们停止数据收集。

我们总共采访了36人，其中大学生30人，在职人员6人。有四人消极接受访谈，回答问题简略，一些问题只简单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参考价值不大。因此在分析访谈内容时不考虑他们提供的数据，有效样本32人，参与率88.89%。男16例，女20例，平均年龄20.3岁。我们参与者包括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浙江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江苏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他们来自于中国不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黑龙江、四川、青海、河南、陕西、山西等。在我们的采访者中，涵盖了各个专业，如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机械工程、财务管理、汉语言文学、临床医学、电子信息、日语、自动化、英语翻译、应用化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外交学等。在职人员共采访6人，其中男3人，女3人，平均年龄为21.2岁,职业涉及到：食品类个体经商户、迪士尼导游、工厂数控工人、小学辅导机构老师、公司软件开发人员、法院司法助理。

我们通过访谈找到了受访者普遍叙述的共同点，并将其归纳整理成更高级别的编码，如惯性思维、职业偏见、家庭教育、影响机制，并对这些共同点进行客观性描述来阐释我们的发现。我们通过引用部分受访者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原话来辅证我们的发现，使研究发现更为科学客观。

（一）惯性思维

在访谈过程中，为了了解受访者是如何进行职业选择的，我们询问了他们是如何选择大学专业的，我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是依据个人兴趣，更多的则是父母决定或就业前景好，更有甚者说是室友推荐的，许多受访者表示自己在选择专业是很茫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

“我的大学专业是旅游管理。当初填志愿时对专业非常迷茫，认识有限。但由于父母和亲戚认为旅游行业发展前景良好，而我也以为选择该专业后可以去很多地方玩，所以就选择了旅游管理。然而，经过专业学习后，我发现自己性格内向，沟通能力、交际能力差，不符合导游工作所需的专业素养，并不适合这个专业，而且导游工作非常辛苦，并不轻松。”

我们发现有人关于职业选择，只会想到上层光鲜的职业，根本不会考虑到基层职业。关于职业选择，受访者都倾向于在企业中从事产品开发、会计、工程师等与自己大学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考虑到许多大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会与大学所学专业挂钩，而大学专业的选择又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家庭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为了了解大学生内心真正想从事的职业，我们通过提问“如果什么外界因素都不考虑，不考虑专业、薪资、发展前景、父母观点，你最想做什么？”发现大多数人想到的依然是如摄影师、咖啡店店长、新闻、动漫设计、美食评论家、演员等一些有趣的、学习成本较高的职业。

“我最想成为摄影师。首先，我非常喜欢摄影。在旅游过程中，我可以通过拍照来领略人物、风景、美食等各种不同的美并经常欣赏。其次，我认为摄影师是一种很有成就感和艺术感的职业：工作自由、接近生活、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想成为美食旅行节目的主播。我非常喜欢做各种甜点美食，也喜欢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这个职业结合了我的两大兴趣爱好。”

不难发现，摄影师、美食节目主播等这些职业依然倾向于高收入的上层职业且是工作趣味性相对较高的新兴职业。在职人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诸如动漫设计师、医生、摄影师这样的职业。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发现大学生与在职人员没有太大差异，即使不考虑客观因素，在主观上，人们还是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

（二）职业偏见

关于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的原因，许多受访者表示基层职业薪资低、社会福利不高，从事这类职业无法保障自己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不愿意从事。但当进一步提问“如果工资收入提高了，你是否愿意从事基层职业？”，许多人还是表示不愿意从事，由此可知，薪资并不是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的根本原因，而这是许多人的一个理解误区。

在访谈中发现社会存在职业偏见，并且职业偏见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但当问道“您如何看待基层的工作人员”时，回答又是高度的统一，认为他们是值得尊重的。

受访者表示职业偏见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阶级的存在、文化环境、攀比心理等。大家喜欢把职业分成三六九等，并且更愿意从事上层职业。对于基层职业，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会从事，并且认为大学生从事基层职业是大材小用。并将文凭与职业挂钩，认为越高学历的人就越应该从事精英职业，他们更希望自己在职业选择上能够与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有较高的匹配度。

“精英从事的是脑力活动，而基层职业更多是体力劳动。因此，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定不甘心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我认为基层职业是不成功的表现：薪酬较低，有时难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另外，从事体力劳动无法体现我们16年所学知识的价值。”

（三）家庭教育

在人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都认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大家都表示父母从小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希望自己通过刻苦的学习考上好的大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很少去了解孩子的想法。

“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勤奋学习，不然只能成为工人、清洁工。因此我从小就认为这些职业都是不好的。比如我小时候想成为超市收银员，父母就批评我并教育我要有远大的理想。后来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父母就因此感到很骄傲、很自豪。从此，我对基层职业就有了偏见。”

除了父母对自己的要求会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外，我们发现父母的职业与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也有很大的关系。父母从事职业如工程师、医生、白领等家庭的孩子表示即使不考虑客观因素自己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而父母是农民或工人家庭的孩子表示自己不排斥从事基层职业。

“由于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也应该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想过从事基层职业。我总觉得这些职业不应该是我这样的人从事的。”

（四）影响机制

惯性思维、职业偏见、家庭教育

这三者的综合作用影响了

90后大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

这三者构成一个长效生发模型，在幼时父母通过思想灌输让孩子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模糊的“正确”印象，青少年时期学校教育通过鼓励孩子树立崇高理想，这种观点得到强化，渐渐在思维中产生明确的想法和观点，当孩子长大后，通过自我感知，从身边、媒体、影视各方面媒介获取到职业差异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模型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它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标准，而是从幼时就开始慢慢渗透，最后自然形成一种固性思维。

这个模型的消极影响有两点。首先，它的特征决定了人们不会自发意识到它所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思想是从小就形成的，几乎没有明确的缘由，认为其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当提出疑问时还会反驳，用不充分的理由企图去解释这一现象来达到安抚心理的作用，而一旦被证实是错的会对自己的价值观造成颠覆，从而对心理和生理造成伤害。其次，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从它的产生过程来看，这种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缓慢低效的，需要很长周期才能起效。

（一）惯性思维

大学生对于职业选择存在一定惯性思维，只考虑上层职业，不会想要去从事基层职业，而且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都有良好的职业形象。在有些社交媒体和影视文化作品中，塑造出如摄影师、金融工作者等职业的幸福生活，很少聚焦基层职业工作者的生活，往往讲述他们生活的不易，塑造出饱经风霜的人物形象，让人产生“基层职业很累、赚的少、没有前途”等主观印象。

陈业宏2007年的文章中谈到：大学生由于学习生活的特殊性，其社会生活体验往往受到众多的局限性，而影视文化却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扩大社会体验范围的机会，但近年来世俗功利化的影视文化作品过多,这些作品没有多少崇高的追求,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把个人收入、社会地位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使很多青少年相信金钱和权力的威力,迷失在了虚幻的影像之中。【41】袁朝认为影视文化作品多元价值观念的渗透易造成大学生核心价值理念的缺失并且西方一些影视文化作品过度鼓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也导致许多大学生产生不当的职业价值观，把薪资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影响因素，把个人利益放到最重要的位置。【42】许多影视文化作品中“成功人士”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都希望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份上层工作，迈入“成功人士”的行列，但这些作品往往淡化“成功人士”工作的高压性与难获得性；而“成功人士”的职业与基层职业造成强烈反差，让许多从事基层职业的人对现有工作不满，主观想象上层职业的生活，在心理构建乌托邦，并把这种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许多受访者对于摄影师、美食节目的主播等一类的理想职业的了解都是通过影视媒体，从而在主观上认为这些职业的工作的内容与生活状态如影视媒体所表现的，没有意识到影视作品只展示了这类职业的片段。为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一些政策，在影视文化作品中塑造基层职业的正面形象，加强对一些偏离主流价值观的影视文化作品的审查力度，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

（二）职业偏见

职业偏见作为大学生基层就业的一个重要影响机制，对大学生职业选择造成了负面影响。形成职业偏见的原因是多样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制度是其中主要两大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职业制度，国家职业政策法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职业评价等多方面因素，对个体职业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对职业的倾向性态度，舆论对职业的宣传报道，职业在社会中的知名度和声誉等都体现着社会的职业评价。【43】这种评价往往影响职业理想的形成，特别是当个体对某种职业缺乏了解和切身感受时，社会评价会成为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不良社会风气。部分人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来进行评价。【44】上层工作的薪资高、工作环境好、学历水平高，人们就开始主观判定一个职业“好”与“不好”，并把职业分成高低，努力追求上层职业，排斥基层职业。应试教育带来一些弊端，学生把知识量化为分数，用成绩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学到了现成的知识，却不会思考。【45】许多受访者表示，大学生出来从事基层职业是大材小用。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大学教授的知识注重理论基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教育让学生有了学习能力，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可以胜任工作，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上层职业与基层职业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学习量的差别。如今，大学入学率已达到50%，大学教育大众化，连许多基层职业如营业员都要求本科学历，但人们的观点没有随之改变。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过高，一方面造成即使找不到好的工作也不愿意从事基层职业，一方面基层职业的门槛也在提高，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于职业选择很茫然，他们关于专业选择的理由都是诸如“父母选的，这个专业好就业”等等，并没有自己的想法。毕业填志愿时很迷茫，所以听从父母老师等人的建议。也有受访者表示在金钱第一位，活得好就是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相关部门要大力宣传职业平等观，建立起基层职业的正面形象，并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从小培养孩子形成正确的职业平等观。另外，国家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事基层职业的人大多为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他们通过在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在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级别低，门槛低，在盛行精英教育的环境中，发展缓慢，毕业生社会认同感低，社会对职业教育仍存有偏见。【46】政府需要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建设一批优质的职业技术学校，提供政策支持，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为基层职业提供长期人力资源供应，真正推动基层职业建设。

（三）家庭教育

家庭背景决定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将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子女职业选择的过程和结果。【47】生活在优渥家庭的孩子，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职业获得更容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不愿从事基层职业；生活在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小感受到自己因为家庭原因而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的客观阻碍，更认为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白领才能改变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优渥家庭的孩子趋向于父母推动，而普通家庭的孩子趋向于自我要求。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的施行，每户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过度溺爱孩子，给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一方面，父母总是为孩子决定所有事，认为孩子缺乏判断事物的能力，在这种机制下成长的孩子习惯性倾向于让父母做决定，渐渐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行为研究表明美国亚裔儿童对于母亲为他们选择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字谜任务有更大的内在动机,相比之下，欧洲裔美国儿童在为自己选择这样一项任务时体验到更大的内在动机。【48】另一方面，“巨婴”成为一种现象，子女在生活上依赖父母，动手能力差，即使是长大后也在精神上、物质上、经济上不同程度的依赖父母，而基层职业许多都是体力工作，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巨婴”自然很难胜任。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于父母依赖性很高。

若父母是务农的，他们对于子女的要求往往是“好好读书，过得比自己好”；而父母为知识分子的对子女要求较高，希望他们能够在职业发展上超过自己，从小对于孩子的学习和个人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但两种类型的家长都十分看重子女的学习。一些受访者也表示自己学习这么多的知识不是为了去从事基层职业，基层职业的工作内容并不适合他们。

本研究通过聚焦大学生职业选择问题，探讨大学生普遍不愿意选择基层职业的原因。运用了扎根理论，通过访谈发现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时就会忽略基层职业已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并且将此归因于职业偏见，发现社会环境、攀比心理等因素造成了职业偏见。家庭教育则是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另一重要因素。父辈时代环境的剧烈变动导致父母更希望子女成才，从事上层职业并且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教育诱导。影视文化作品和社会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了大学生对于职业的主观印象。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职业平等观。在影视文化作品中树立基层职业的积极形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大学生的基层职业就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从而改善基层职业就业现状，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