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可以有一种天真的黑格尔式的设想：
“自由精神”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现实化”的——先是在小共同体内落实，后来是民族国家，到现在有了欧盟，最后未必就一定不会有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欧盟这个事件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天真的想法居然在实践了。说欧盟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宗教传统，这个解释或许有道理，但没有多少说服力。欧洲共享的文化传统，一点也不比“大东亚”更有同质性，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覆灭了？为什么苏联阵营覆灭了？我想，是欧洲在分裂与斗争中，它的宗教与文化获得转型，让一个标榜为“理性、自由、平等和兄弟之爱”的文明胜出了。这个文明有大道理和大力量。那么，如是理解的“自由民主”是不是“王道”？也许，要看怎么理解“自由民主”，也要看怎么理解“王道”。
最后说一点矛盾心态。如果这是
“历史的终结”，我是很无奈的。这个西方现代自由文明有许多内在的问题，有精神上的“堕落”，有“末人的腐败”。它还有没有自我超越的力量？我也不知道，我还看不准。在这个意义上，我祈望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现代的中华文明的创生。但首先是要有文明，才有“王道”，否则帝国不堪一击。
刚刚从布列塔尼回来，读到你们的信，深有同感。崇明分析的帝国与文明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不能只讲自由、而忽视自由背后的文明基础（宗教、文化、制度等），刘擎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文明与帝国的理念之间的紧张性，自由文明的内部如何发展出抑制帝国野蛮扩张的反殖民力量，我都非常赞成。自由的学术讨论是比独立的学术研究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不仅在于发现别人的洞见，也是一次次自我发现与自我反思。
先谈文明这个新的主题。无论是古老的轴心文明，还是现代的自由文明，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帝国有关，或者是精神的帝国（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是实体的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其文明的强势带有扩张性。古代轴心文明的多元性已经被公认，眼下最大的分歧是：被艾森斯塔特称为第二次轴心文明的现代文明是一个还是多个？刘擎相信
“历史的终结”，历史可能“无可奈何”地走向同一种自由的文明。文明相互之间有竞争，但竞争的结果是同化，或相互转化。每一个特定的历史地域和历史时段，总是有一种强势的文明，其凭借其不同的帝国形态，获得主导性的文明话语权。但主导文明在同化“他者”的同时，也可能被“被同化者”所打败。时殷弘在十多年有一篇精彩的短文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他发现近代世界国际盟主的更替有其规律，新的盟主往往不是敌人，而是老盟主的朋友。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替代英国都是这样。而所有主流文明的挑战者，从轴心国到苏联，统统都铩羽而归。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与主流文明过不去，对着干，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另一方面，一种文明一旦形成主流，便会自我分化，后继者学到了最好的东西之后，又借助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超越老国王取而代之。
回到中国文明崛起这个如今最热的话题。我们就明白，与主流文明抗争，永远是一条死路，只有在同化中发展自己，才是出路。中国本来具有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本钱，老祖宗留下来的，不仅是习俗、语言这些低级文明形态，而是有宗教、哲学和道德这些高级文明形态。用张灏先生的话说，外来的文明起
“催化”作用，让自身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在新的文明语境下“发酵”，从而使中国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可悲的是，如今的国家主义者，只认实力，不见文明，只仿效西方的霸业，而抛弃其文明的内核。甘阳前几年有一个提法，我觉得有其道理，他说，要从
“民族国家”发展为“文明国家”。他以土耳其为例，表示中国不能搞“自宫现代化”，要发展出与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文明，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无法苟同，但如何从“民族国家”的霸道转向“文明国家”的王道，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以文明对抗文明无异自杀，被同化的同时又超越之，方有新生。三十年代的日本“脱亚入欧”不过半个多世纪，稍稍有一点小本钱，就自不量力试图“超克”西方文明，结果有了敌人，却找不到自我，徒具实力，却失去文明。缺乏道德自我辩护的扩张，最后难免失道寡助。那些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真的应该好好读读日本现代史。
刚出差回来，看到刘、许二老的高论，十分感慨。在客观公正、平心静气地讨论西方文明的发生发展上，我们并无大的不同，例如在讨论两个一体两面的关系上，很多看法都得到了深化扩展，基本形成了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精神状态、实现何种发展目标。于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判断上也就发生了立场上乃至知识上的不同。我想，我们最大的一致性还是同，这个同就体现在一个
“中”字上，所谓中，既是“中国”的中，也是“中庸”的中。就中西而论，我们都是旨在从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发掘大势，以辨明形势与任务，找到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就中庸而论，我们都自觉地与极端立场和各种幼稚病划清界限，站在一个相对中间的位置立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待这个“中”的强弱厚薄上。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强弱厚薄，因为“度”或“量”的问题，显现得我们在“中”的质地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是尖锐的对立。这是个好事情，对“中”的内涵充分讨论才能形成更广泛更坚固的共识，才能发展壮大中间力量或中间层的话语权和现实能力。有同方能“容”异，有同方能“化”异。
几位都对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尤其是对当今世界的主导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当然，刘擎还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奈、犹豫和反思。在
“承认”西方上，我持一个批判性认同立场。在一定意义上，我宁愿学习韦伯的做法，力求依循着一种“客观中立”的政治科学，以客观性的态度建构性地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理性化内核及其表现形式，以中立化的方式将西方文明中王道与霸道、实力与文明、征服与驯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描述刻画出来，着重揭示西方是如何在船坚炮利的基础上构建和传播这种自由与文明的政治想象，以及此种政治想象又是如何被异质文明，如中华文明所接受的。至于说是否将自由理解成西方文明的主导，或者说是否将自由提升到文明的高度上，我持一种十分怀疑的态度，而毋宁将之看作以回头看的视角重新整合历史的新辉格史观。自由与其说是一种原因，不如说是一个结果。在西方历史上，没有脱离权威的自由，也没有不沾血的自由。自由从一开始就是特权的下放和普及，就是在激进思潮冲击和各种革命困局中用来应对危机、解决难题的手段，它之成为目的是一个最为现代的现象，就像共和、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曾经是西方历史上的手段但现在却必然成为目的一样。因此，自由之成为自主，被赋予实质内容，与自我纠葛在一起，是一个纯然现代的事件。而且，从近500年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来看，自由从一开始就和平等构成为一种实质性的紧张关系，和博爱或所谓的兄弟之爱构成为一种紧张关系，如果非要用观念来构筑历史，那么与其说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毋宁说是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博爱之间相互斗争、相互紧张关系的发生发展史！刘擎非常睿智地发现了自由和帝国的紧张关系，我十分赞同。不客气地说，用近500年包裹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下的启蒙大旗将西方2000年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自由文明论怎么看怎么像是一种“神话”（但比卡西尔所谓“国家的神话”更根本）——当然，无论是不是神话，重要的有人信，西方自己信，并说服其他人信。船坚炮利和自由民主的硬实力要有“说服教育”的软实力做后盾，才更为坚实。
回到一体两面的说法，对内来说，权威和自由的建构是一体的，权威和自由的张力作为两面展开，彼此都有合理性，所以不得不诉诸于体制机制和中间层。对外来说，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建构是一体的，二者的张力也在两面展开，国内要加强聚合能力来解决发展问题，国际要通过扩展秩序营造合理空间，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关系。
——多说一句，刘擎注意到英帝国建构的过程中，自由构成了约束，我说的更直接些，应该是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和英国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对帝国锋芒构成了相当程度的约束吧。汤普森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好像谈到了这个事，似乎是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社会主义在遏制帝国，或者说，是平等的理念在遏制披着自由外衣的资本的扩张。
再说说中华文明。究竟以何种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呢？帝国梦和大国梦，一字之别，精神气质迥异。如果摒弃以霸道之实行王道之名的精神状态，而代之以一种文明精神；如果摒弃以反抗和消极自由为代表的消极公民概念，而代之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公民能力，那么，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营建起自己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现实性就是历史处境，就是社会结构，就是政治秩序，有时候体现为硬邦邦的必然性，体现为铁律，这是
“体”之为“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来思考“体”之为“体”的历史和现实也许会更加真切。前些天与朋友探讨1945-49年期间自由主义者的处境，非常感慨。萧公权在当时的政论不可谓不懂政治，可是为什么在当时情境下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呢？他们当时夹杂在两大阵营之间，不得不成为第三条道路，不得不逐渐分化瓦解而被吸收整合。纵览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能不深思，究竟是以回头看的方式感叹，历史太残酷，时势太紧张，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做，还是把目光投向未来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讨论思想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思考未来也不能搁置现实状态。就今天学习西方文明的态势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能建构具有“客观性”（韦伯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力道”！）的政治理论、文化理论、社会理论吗？能够变成一套公共实践而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建构公民社会的有效资源吗？能够培育有“文明”精神（而非自由精神）和政治建设能力（而非政治反抗能力）的担纲者吗？自由派能够在“中”（国）上站稳立场，在“中”（庸）上审慎节制吗？——就理论工作而言具体一些就是，中国的自由派能像孟德斯鸠一样对中国的法的精神，像托克维尔一样对中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像政治施派对美国政体，剑桥学派对英国政体的辩护一样，辩护、论证、阐释中国的法意、民情和政体吗？能对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各阶层的关系和力量、中国政治与政府体制、政策过程与公民社会等等，即“中国秩序”提出一些客观严整的理论阐述吗？
与其说这是给大家的提问，毋宁说首先是提给我自己的，也是我在学习体会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反复思考、反复琢磨的问题。当然，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我只承认自由是建构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要素之一，而且也仅是要素之一。同为要素的还有仁义礼智信，还有社会主义伦理，还有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道德，等等。我不认为中国要走美国的路，也不认为试图成为美国就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认为当今理论工作的重点在于充分阐释
“中国特色”，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贯通性的历史政治叙述，培育拥有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的担纲者。一言以蔽之，理论工作的重点在于以“中”为核心的建设、建构、建立——文明精神要“中”，政治能力也要“中”，力求营造一个厚重的、兼收并蓄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中”：质地精纯，从容不迫，厚德载物，上善若水。
我充分理解历史时代和具体的生活经验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也非常敬佩各位对自由文明的理解和思考。理论的意义也许恰恰在于超脱历史环境，摆脱历史加诸于个人的具体恩怨。德国人试图这样做，但也难免把日耳曼等同于绝对精神。中华文明不同于在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德国民族精神，我相信有更多的理论资源，能够在贯通上提供支持。比如最近看毛泽东的思想传记，谈到湖湘文化中从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一直依承的
“器体道用”说，可能就值得深思。这也算是对刘老师质疑中华文明仅有一个 body的回复。体之为体，不仅是个以欲望为特征的“身体”。中国之为中国，也不仅是个“发现”的结果，仿佛需要去论证有几分之几是中国的，有几分之几是西方的，那只会坠入一个撕裂的冲突的中国幻象，只会对中国之为中国的主“体”性产生无尽的怀疑。毋庸置疑，理论上的中国和实践中的中国一样，最需要的是建设、建构、建立，以及始终围绕“建”（building/constitution）字展开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