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24年初，美国犹太裔副国务卿纽兰作为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关键人物突然辞职，外界并不清楚纽兰在俄乌问题上看到了什么，但仅就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撂挑子”的行为来说，在一些传统大国看来，都是极为罕见也着实令人不解的。这让人想起另一历史片段：1990年，在一个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中，两德实现统一，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抱有极大的警觉和疑虑——这是英帝国遗留的经验和能力——但面对当时美国的不管不问和无力回天的局面，撒切尔感到无比错愕和惊恐，并用一种更加冷眼的态度看待这个新的世界大哥。
美国似乎不太像一个人类经验中的正常国家，全世界的交易对手也似乎不应用惯常的概念和标准来认识和预判美国。
美国的外交看上去更像是一系列临时操作的组合，散碎和任性定义了美国政治运作中的某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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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贝桑松
（Alain Besançon）
，这位出身于巴黎中上阶层天主教家庭的曾经的自由派反共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曾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等多家机构任职，还曾赴东欧组织所谓“亲大西洋倡议”组织，数年前却背起行囊愤然离开北美，返回法国故乡生活，临行前撰文写道：
外人眼中如日中天的新帝国，在他那里成了根基脆弱的基督教文化沙堡。
或许只有用一种更为别致的文化视角，才能理解这些耐人寻味的事件和老派思想家的意向转变。
美国的政治运作植根于它极为短暂的历史进程和极为特殊的文化结构，透露着青春期特征和不着调的特质。关于美国政治运作的更一般性知识，可以从它作为爆发式形成的大规模流民社会的奇异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和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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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宗庙和统绪的流民社会
观念中的美国和作为原始物体的美国，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今天的美国是在一片所谓的上帝“应许之地”——实际是无主之地——之上，由一波又一波的流民和难民组成，以不同地域宗教教派的自组织化为政治单元构成的杂居共同体。16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战争和霸权战争，使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意外成为欧洲人口流出的直接受益者。17世纪80年代之后，自卡罗莱纳成为第一个蓄奴殖民地后，黑人群体持续进入美国。1750年殖民地人口达到100万，到18世纪末超过500万，美国人口结构板块初具形态。这股流民浪潮从欧洲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区，如百川灌河，经久不息，其持续时间之长、人口规模之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1820年到1924年，先后约有3400万移民抵达美国；
1820年以来至今，流入美国的人数总数超过了9000万。
起初，宗教派别充当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流民安置系统。
早期到达北美的天主教徒、清教徒以及早期路德宗都曾试图建立教权，渴望通过教权结构和等级秩序获得秩序和宁静。然而，早期移民教区治理很快被宗教觉醒运动和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摧毁，反等级结构和反教权主义成为流民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流民潮包括了外部世界向北美的流动和北美内部的流动，
然而，
美国社会内部的流动并未形成体现阶层跃升和内部向心力文化的“律动”，而是随着殖民进程的推进，像“铺路”一样不断向前延展，后期则像是在大饼上撒芝麻或在水泥里掺沙子。
现实中的国家首先是“家国”，有家才有国。相比来说，美国更像是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社会架构，
它没有令人神往的家乡故土和悠久的历史神话，没有神圣的宗庙祖坟和绵绵不绝的香火谱系，没有家长和大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等级结构和统绪传承，更没有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特定历史时刻临时爆发式形成的新组合，它马赛克式的组合形态，貌似紧密相连，实则彼此独立。无数个小店主、迅速崛起的暴发户、一神论宗教团体、种类繁多的学术机构、艺术组织、黑帮组织以及新兴工业组织和金融集团构成的复杂体系，共同塑造了美国的社会文化格局。
在他们当中，由于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当家人，彼此之间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成熟的链接机制，只有各流民群体的临时组合和利益争夺。在镀金时代，北美流民群体中的部分暴发户临时搭建了一个所谓“上流社会”。但正如伊迪丝·沃顿
（Edith Wharton）
在《纯真年代》这部小说中所透露的，在这些暴富家族中盛行和被追捧的价值更多是炫富，对比老欧洲社会的肃穆感、仪式感、得体感和荣誉感，新大陆已然物是人非。沃顿的个人经历透露出部分美国人的心路历程，为了在精神上摆脱那个不堪蒙羞的美国，并远离流民群体大户所搭建的虚假格调，不得不通过一次次的远行，把自己临时寄生在欧洲旧大陆。
1791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因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而去往北美躲避并寻求寄托。多年后的1846年，他在著名的自传《墓畔回忆录》中却表达了对新大陆的失望与哀叹。在他眼中，平庸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盛行，尽管流民群体对自由的热情被无限吹嘘，但这只是满足他们真实渴望的手段：“只要自由能产生黄金，工业共和国
（république industrielle）
就能创造奇迹；但当黄金耗尽时，共和国就会失去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建立在道德情操上，而是源于对利润的渴望和对工业
（industrie）
的热情。”
夏多布里昂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美国社会存续的机制，它高度依赖于增长与攫取，而非建基于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秩序。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句话无法应用到对美国的描述中。由于没有一个当家分子拥有自然权威或遵循等级秩序的统治能量，政治生活自然成为杂乱无章的各种临时力量的聚合和临机手段的发挥。相对于传统国家，美国更像是一个流民军事组织，既没有历史的胸怀和经验，又没有政治上的伸缩和柔韧。
每临大事，很难判断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负责的人，各流民群体的精英更加关注眼前的事和当下的利益，轮流坐庄的政治家则缺乏针对大事的掌控和驾驭能力。
“当家人”在美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这已然构成了美国移民社会的情感底色和政治正确的基石。特朗普在上届大选中，曾代表基督教福音主义右翼用“谁的美国”进行政治动员，一度受到了多数流民群体的警惕和“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