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萌志写作本书的那天，我向一位朋友提到阿尔帖亭洞窟。这位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毕生都在从事左翼活动的女性的反应是：“我只是在私底下问你，换别的地方都不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自首？”我的朋友不知道，袭击和报复的消息是在大屠杀实施后才发布的，因此德国人并没有提出自首的要求，而游击队员也没有自首的机会。她也不知道，在1950年代的一桩案件中，法庭曾宣布参加袭击的游击队员无需对德国的报复行为负责（最高法院于1999年春作出了类似判决；这种指责一直在流传）。
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前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里布克这位纳粹刽子手在阿根廷被指认，随后于1994年引渡到意大利，并于1998年被判处终身拘禁，使得争议再次爆发。我从未赞同游击队有罪的理论，不过本书的缘起，部分在于我很好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这种深深扎根于常识的错误信念。
1997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在阿尔帖亭洞窟安放受害者遗体的地下墓室，我无意中听到一群老太太的对话。她们先是参观了附近的热门圣地神爱殿（Divino Amore），慰藉了自己的虔诚，然后来到洞窟，为眼前所见深受触动。然而她们坚信纳粹只是“奉命行事”，对游击队员则愤恨不已：“然后他们把金质奖章颁给了在拉塞拉路安放炸弹的人，可对我来说这个人该枪毙。因为倘若他真的是英雄，他会挺身而出说，‘放过这些人，冲我来，我才是你们要的人’。”
一位叫萨拉·莱奥尼的学生曾到我在罗马大学的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那些在拉塞拉路扔炸弹的人里，有一个叫卡拉·卡波尼的，借宿在我祖母家。于是他们不停地告诉她，你得去告发，否则会有两百人被杀。她却决定不这么做。”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就如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旨在增强叙述者对历史上某一重要事件的亲身参与；而且在讲到游击队在离开拉塞拉路之后的行动时，它远远不是唯一犯错的（顺便提一句，炸弹不是“扔的”）。后来，萨拉·莱奥尼的姑妈解释道，那个在拉塞拉路事件前后同她父母待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卡拉·卡波尼的母亲。不过她也说自己还记得，当时就游击队员是否需要自首有过激烈的讨论。
贝卢斯科尼政府副总理詹弗兰科·菲尼是后法西斯的民族联盟党书记，并作为发起人推动意大利右翼正式脱离其法西斯起源和身份，他解释道：“哪怕那些曾在社会共和国［1943—1945年墨索里尼在纳粹扶植下建立的政权］里战斗过的，直至最后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老家伙，也认为这样的袭击行动是合法的。被视为卑怯的是他们没有去自首这一事实，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后果，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复法则。”地下游击队“爱国行动组”成员、拉塞拉路袭击事件的组织者之一马里奥·菲奥伦蒂尼则评论道：“在罗马，你要是向十个人问起拉塞拉路的事情，大概会有三个人理解和支持爱国行动组，两个人不知该说什么，还有五个人反对。”这种民意状况是基于几项广泛传播的假定：报复是自动的，因此游击队员应该能预料到；如果游击队员自首，这一切本可以避免；行刑者对屠杀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如此一来，在拉塞拉路被杀的德国士兵和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人们，似乎同为游击队的受害者—正如朱塞佩·法布里尼雄辩地指出的，他们都是“养家糊口之人”。
也许可以说，在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中，最极端的右翼话语同中庸的常识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样的融合使得关于阿尔帖亭洞窟的流行但错误的叙述令人深感不安。我记得1994年在一次关于欧洲纳粹大屠杀的会议上，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震惊地发现基亚纳河谷奇维泰拉和其他社区存在“分裂的记忆”。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保守派和温和派媒体多年来写的文章，或者在酒吧、理发店和火车上听过普通人的聊天，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心理准备。遗憾的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尊严让他们显然认为这些东西都上不了台面。确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反游击队的文献经常是可鄙的；而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培养的错觉，即在反法西斯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导致人们相信，在诞生于抵抗运动的、实行民主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名声扫地。鉴于此，知识分子和政治左翼并不觉得有必要注意这些叙述和流行的信念—直到发现自己突然面对它们，而经过多年历史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的洗礼，它们已变得傲慢而具侵略性。
2. 罗马的历史感
不必奇怪民间诗人会唱到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唱到罗马涅大道（抵抗运动的男男男女在那里受尽法西斯的折磨）或者塔索路（他们在那里被赫伯特·卡普勒及其副手埃里希·普里布克指挥的党卫军关押和拷打）。由于受害者人数众多，加上围绕他们的记忆存在着无休的争议，阿尔帖亭洞窟已然成为罗马记忆和情感中的一个开放性伤口（open wound）。只要划开记忆的表面，故事就会涌出。罗马到处是这样的故事，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所有的罗马人。我几乎不用走出办公室，就能从学生和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与萨拉·莱奥尼的家庭神话不一样的故事。
至于我，只有在这本书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皮洛·阿尔贝泰利这位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曾是我母亲的哲学老师；而我家的房子，正是建在另外两名受害者马里奥·卡佩奇和阿尔弗雷多·卡佩奇小时候追逐打闹的那块场地。一位来自真扎诺的，跟着我做学位论文的学生是另一名受害者的孙子。另外据我的一位亲戚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拉塞拉路事件后也被捕且短暂关押过。
我从同事和学生那里，以及后来在整个城市听到的故事，许多都是家庭叙事，先蹭历史事件（“我在那里”或者“我父亲在那里”），继之以脱险的经典叙述：“我家里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我爸爸说那天他就在那前后脚经过拉塞拉路；他听到了尖叫声，但不明所以，直到后面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在不停地回放这部电影：‘你瞧，那人在我前头也许就比我多走了二十步，然后在他们封路的时候被带走了，我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安东涅塔·萨拉奇诺）
其他的故事是关于记忆、姓名、地点和仪式的：“我也有一段个人的回忆。我班上的一个女孩，也是我朋友，她祖父就死在阿尔帖亭，而我住处附近的广场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死在阿尔帖亭洞窟，然后她经常给我讲这个。我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事件，非常直接。他姓齐科尼，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尼兰·斯里瓦斯塔瓦）；“［我父母］曾加入行动党［持民主左翼立场的反法西斯组织］，他们经常跟我讲起那时候的事，特别是关于阿尔帖亭洞窟。他们有两个好友在阿尔帖亭遇害，一个是皮洛·阿尔贝泰利，另一个叫皮耶兰托尼。”（卡拉·加布里埃利）
万达万达·佩雷塔 佩雷塔 阿尔帖亭洞窟对外开放时，我母亲抓住我们三个小女孩的手，把我们带到了那儿。当时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它一直是某种非常柔软的东西。因为地面很柔软，因为有沙土，你走在柔软的地面上，就像走在一张大地毯上。空气中还有晚香玉软绵绵的香气，从那时起我再也受不了身边有这种花，因为我想我从中闻到了阿尔帖亭洞窟里的死亡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