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辉出品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灏是安徽滁县（今滁州市）人，1937年出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1959年，张灏负笈美国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在哈佛众多教授中，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他的影响最大，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由史华慈教授指导的，这部论文后来经修订出版，就是张灏先生的成名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许纪霖教授认为，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框架，当年在海外以梁启超为题做博士论文的有好几篇，张灏先生的这一篇是最好的。后来他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退休，许纪霖形容他的好静，用了“从一而终”这个词，说他不像余英时先生换过几所学校。他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时写作的。他还参与过《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写作。
张灏先生的原著大都用英文写作，其中文版由不同译者翻译，比如《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由高力克和王跃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由崔志海和葛夫平译。许纪霖教授介绍，大部分译者都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属于专家译述，基本上能做到信雅达，能传达作者的本意，但早期出的书因为没有版权，翻译较快，个别译著粗糙了些。
许纪霖认为，张灏先生最好的中文著述还是他后来的原著，表达用词等非常讲究，比如《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一书中大部分文章是用中文写的，有几篇关于新儒家的文章是台湾学者翻译的，很有功力，表达都很棒。许纪霖说，中文和英文是有差距的，如果他自己用中文写作，把握会更准确。
许纪霖说，
关于双语写作，张灏先生跟他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佛泉，在台湾时出版过《自由与人权》，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典，张先生也是逻辑缜密而著称，他后来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对张灏先生说过一话：“如果写思想史的文章，应该用英文写，因为中文不严谨，表达不清楚。”张灏转述此话时，他并不以为然，但许纪霖认为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许纪霖说，张灏先生在哈佛受到很严谨的思维训练，他即使是写中文的论文，思路和表达都非常严谨，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
▲张佛泉《自由与人员》
许纪霖说，
张灏先生的作品浓得化不开，密度太高，一篇万字文章可以做十几个题目，可见密度有多么高。他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几乎每一部每一篇都很有影响，有水份的文章很少，这很不容易。
张灏先生的著述大多短小精悍，但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厚重，并通过一步步缜密的逻辑分析而导出结论，这是他的特点。他已经留下了一系列厚重的作品，他所提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
幽
暗意识、转型时代，包括他对新儒家论述，后来都成为经典名篇。2007年，张灏先生七十寿辰时，王汎森先生组织出版了祝寿论文集，书名就叫《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期》，王先生敏锐地从这篇论文中抽出十几个话题，邀请张灏先生的朋友、学生和后辈，每人做一个题目，我被派到的任务，是关于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我写了《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一文。
许纪霖认为
，张灏先生是一位刺猬型学者，逻辑非常严谨，论述环环相扣，张灏先生的著作太严谨，就像解数学方程一样，较专业的读者会体会咀嚼其中的意思，并靠自己的想像去发挥，但一般读者会就觉得枯燥。因为逻辑性太强，而把一些精彩的片断想法过滤掉了，无法整合进去。
许纪霖认为，有时候文章出彩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棱光碎片。他说，与张先生面谈时，时而能听到一些精彩的灵感片断，但到了文章中往往会被过滤掉。许纪霖自称是介于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学者，他可以学张灏先生写逻辑严谨的著作，有时也会写狐狸型发散型的文章。许纪霖希望张灏先生晚年能写一本回忆录，把他的想法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他认为这将是一份珍贵的思想史的史料。
夏和顺：
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即接触到张灏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张先生的导师是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本杰明·史华慈，他所继承的是哈佛大学的思想史研究传统。您当时曾写信给张先生，向他表达敬慕之情，张灏先生的著作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许纪霖：
海内外有许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名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的三个老师
——
王元化、陈旭麓和张灏。我是由知识分子研究而转入思想史领域的，需要找到一个研究的范式，张灏先生的研究非常严谨、细腻，思路宏大，其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论证方法恰恰是我所追求的。我最早接触到他的著作时，有如电击般的感觉：我觉得张灏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能切合我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与他通讯。
▲陈旭麓
回过头来看，我有一个自觉的想法，做学术研究可以有创新有突破，但你必须继承某一个传统，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开创自己的风格，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都不是开天辟地。
思想史有各种传统，我最珍惜的是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所开创的研究传统，我称之为问题式的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有注重史料文献的，如葛兆光先生；也有与文化史相结合的，如王汎森先生，史华慈的研究方式是以问题为导向，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有明确的问题，围绕问题展开思路，最后得出结论。
这样的研究在美国曾经形成强大的传统，他有一批优秀的学生，比如墨子刻、田浩、李欧梵、林毓生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在我看来，最能得其史华慈真传并发扬光大的就是张灏先生。
我的三个老师，陈旭麓先生在我的研究生时期给了我很多指导，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张灏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上对我影响最大。
我认为史华慈的问题式思想史研究在美国已经断根了，等到张灏、墨子刻、林毓生等退休，已经没有第三代学生了，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不做思想史研究了，而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
恰恰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中国还处在转型时期，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可以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和历史，这种思想史研究方式在中国仍然有其价值，这也正是张灏先生著作的价值所在。
▲林毓生
夏和顺：
您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一年时间，当时张灏先生正好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因此您有机会在这段时间内时时向张先生请益，并能得其学问之精髓。您对张先生印象如何？您认为他是哪种类型的学者？
许纪霖：
张灏先生与林毓生、杜维明等先生不太一样，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非常低调，不爱抛头露面，不主动与媒体打交道，不喜欢到处演讲，甚至出席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都很少，他只是安静地做自己的研究。他在香港呆了十几年，默默无闻，媒体上基本见不到他。
但这只是表象，你不能因此说他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从他的著作中你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情怀，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关怀。他是一个思想史家，一个康德式的沉思的哲人。
1988
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退休，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他很忙，为琐碎事务所困扰，但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