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译者前言
《叙事话语》是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运用结构主义观点分析叙事作品的一部力作。
众所周知，1910—1930年间，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艾亨鲍姆、普罗普等人提出了形式主义的批评理论，他们致力于研究诗歌语言和小说、神话的叙述结构，探寻文学的特殊性。可以说，他们研究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不是作品，而是使作品成其为作品的文学话语的潜在性。这些学者的论著在1955和1965年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开始为西方所了解。这些论著的观点是复杂多样的。但在当时，由于初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领袖、后为布拉格学派的重要理论家之一的雅各布森声望日增，因此，大家只注意了这些论著中符合雅各布森的语言功能理论和隐喻／换喻理论的一些论断。雅各布森把很快被视为“结构之同义词”的“手法”变成“文学性科学”的“唯一主角”（见1921 年《俄国新诗歌》一文），提出文学作品只是一种结构。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大受欢迎。法国批评界很晚才认真对待马拉美的名言：“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句写成的。”20世纪30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派”、奥地利的文体批评家斯皮泽等都走在他们的前面，但他们后来居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高峰，影响扩大到西欧、北美，甚至苏联、东欧等地，汇成一股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思潮。一些批评家，如雅各布森、塞缪尔·列文、让·科恩、尼古拉·吕伟等，致力于研究诗歌的格律、韵律、文体或语言的结构，试图按照构成诗歌的诸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来分析作品；另一些批评家，如A. J. 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和布勒蒙等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分析理论不断加以改善，力图建立一套散文叙事的诗学。托多洛夫于1969年发表《〈十日谈〉语法》一文，他进行叙事分析所利用的与其说是逻辑模式，毋宁说是语法模式，换言之，他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十日谈〉语法》是一部阐发叙述语法的著作。传统语法研究的最大单位是句子，叙述语法则根据句子特有的动词类别（时间、语体、语式、语态）和主语类别（施动者、被动者、行动者）来研究叙述作品的结构。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托多洛夫首先提出了“叙述学”这个术语，给叙事研究添上了一道科学的光环，为完成新诗学的规划——对叙事永恒范畴的抽象分类，奠定了基础。
顾名思义，叙述学就是叙事的学问，研究“叙述性”的科学。虽然这个术语仅仅在20年前才出现，但叙事却是和人类的历史同时开始的。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中指出：“叙事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图像、手势以及所有这一切井然有序的混合体来表现；它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图画、玻璃彩绘、电影、连环漫画、社会新闻、交谈之中。”正如叙事的存在源远流长一样，对叙事的研究也可以上溯到古远的年代。早在2500多年前，柏拉图在
《理想国》
第三卷中便给“纯叙事”和“模仿”下了定义，把这两种叙述方式对立起来，并认为史诗是一种“混合”的形式。亚里士多德为了调和二者的对立，在
《诗学》
中把纯叙事和直接表现视为模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迄至20世纪，距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在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罗普和雅各布森的影响下，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叙事的理论著述和批评文论。他们有的研究叙事作品中故事时间、叙述时间、作者的写作时间和读者的阅读时间之间的关系；有的分析叙述者、作者、读者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关系；有的阐释叙述者视角的变化、视野的限制以及叙述者与叙事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关系；等等。其中，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对叙述学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热奈特于1930年生于巴黎，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任教。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取得了大、中学教师资格的高级学衔。执教数年后，他转而从事文学批评，1959—1965 年间在《新法兰西杂志》《原样》《评论》等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1966年结集出版，名为《辞格一集》。古典修辞学认为使用修辞格，即用同一个词语的两个含义包围一个空间并标明两个含义间的距离，是今天所说的文学功能的特点之一，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便隐隐约约地与这个内部的空间联系起来。热奈特把文学空间和文学作品界定为“有如一连串修辞格”的文本，他以诗学家的身份着手研究各种“话语可能性”的文学形式的普遍理论，如修辞学准则、叙述技巧、诗歌结构等。1969年他又出版了《辞格二集》一书，在该书中，他沿着互相交叉或互相交接的两个主要方向，即从叙事理论和语言诗学两个方面继续进行《辞格一集》开始的研究。书中既有对巴尔扎克、司汤达、巴洛克风格、《克莱芙公主》、《追忆逝水年华》（以下简称为《追忆》）等作家或作品的评论，又有对文本空间、叙事与话语、随意与动机，以及间接语言的理论探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在此既分又合，相辅相成，旨在寻求一种新的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