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说真的，我不知道。我总不能告诉他们，当时我们的确没想那么多。而且我也几乎就忘了这个故事是怎么被写出来的。
他们大部分人都和科大有关，有些是科大子弟，有些是在科大附中上学，还有像我这样完全就和科大没什么关系的人。不过每次被保安问话的时候，我都佯装A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妈是数学系的。”后来保安也分不清我和A谁才是的小孩。实际上除了A，我和其他人都聊不了几句话。比如今晚在我们去小区里和W碰头前，吃正儿八经的晚饭的时候，A出去抽烟，我就只能和L展开这样的对话：
“你毕业了吗？”
“还没。”
“我记得你不是早就在中科院读研了吗？”
“我又开始读博了。”
“好吧。”
你看，我们确实不熟。但一旦A回来，我们又会回到那种互不关心彼此在正常世界中的生活的状态。
这种情况和在训练馆里头很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老爱往训练馆跑，除了必要的工作社交，我慢慢地断绝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我知道这不健康，但谁规定了人必须健康地活着呢。再说了，我的朋友们有很多都是白痴。我猜在他们眼里我也一样。
训练馆的教练一共有八位，我只见过其中五位。每个教练都有特点。其中一个叫Q的最为活泼，每节课开场，他都要炫耀性地告诉所有人如下几件事：1、他在欧洲留过学；2、他的课教得非常好；3、他打架从未遇到过对手。除了这点之外，他还不错。而且他对我格外有兴趣，总是试图让我开口说点儿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害羞？”每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总是礼节性地笑笑。我不想告诉他，我来这儿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不用说话。你以为？
Q显然不是他的真名。Q的名字是每个人都至少认识过一两位的那种，我就认识这么一位。我认识的Q是小学同学。他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之一，但是长得非常可爱，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大的眼睛。我转学过去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父亲死了。警察，因公殉职。有一次老师因为他犯错而叫他“明天让你爸来学校一趟”，他站在全班之中，无所顾忌地说“我没有爸爸”，脸上好像还挂着笑容。
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差，随着年纪增长变得越来越差了，经常过去一天发生的事就完全不记得了。现在回想这一幕，我已经分不清是我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传言，它发生在我转学过去之前。
又过了好几年，有次我在高中门口再一次看到了Q。当时他已经长大了，我也长大了。他长大以后很像周润发，我非常好奇地看了他很久，才突然想起来他是谁。他在门口，和几个混混在一起，有一辆豪华轿车开进学校，他上前敲敲玻璃窗，然后和摇下玻璃窗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一幕看上去就像是香港的黑帮片。我们又辗转联系上了。我没问过后来听到的有关他的事情哪个是真的，比如他妈后来做了妓女，他带人去他妈上班的酒店闹事；他初中没上完，因为打架进了少管所，关了一年，我见到他那次他应该刚刚出来不久；他小学喜欢的那个女生，现在仍然在喜欢。我猜它们都是真的。
他妈妈是全校长得最漂亮的母亲，我觉得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母亲为了养家而去做了妓女，我也得伤心得发疯。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聊一两句有的没的，现在我也全部都忘了，也失去了联系。
这可能是我觉得Q和我，和我们之间根本的差别。我们没受过什么伤害，我们搞破坏更像是一种游戏行为，没什么深刻的理由。没有钱的精神上的纨绔子弟，社会的寄生虫、垃圾。没有到垃圾那么夸张，就是无所事事的坏蛋。
一言以蔽之就是欠揍。
后来高中班主任在最后一次抓住我逃课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觉得这很难解释给他。就像每一次他抓住我的时候，我都是沉默地把手背在后头把一整张纸巾撕成碎屑。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想上课。这话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因为不上课我也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打游戏、回家、看漫画、谈恋爱，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在学校里头闲逛。连这个听上去都毫无说服力，因为我们的学校实在小得可怜。有很多时间我都是什么也不做，就是一个人在天台待着。
这像我、A和其他这些人，我们在天台上也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只是想待在那里，一个很高的地方。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地方。
在北京我们很少这么干了。一是我们都频繁地搬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知道哪栋楼的天台可以上去。北京的楼实在是太多了。二是，在北京，你如果什么也不做站在天台上，准有人以为你想跳下去。
有一次在天台上我就是这么遇到了另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我们彼此都有些尴尬。我怀疑他是来跳楼的，他也怀疑我是来跳楼的。
“要不，你先？”
我俩都憋着这句话。
“不不不，我不想跳下去。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是得待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你看，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后来我减少了爬上天台的次数，改成到地下去。你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得学着不再给人添麻烦。
训练馆里最英俊的教练是最温柔的那一个，最严厉的教练则喜欢打人。每次上课我都会被打，有好几次差点就被打哭了，但是又咬牙坚持住了。说真的他打人没那么疼，也就是象征性地打打。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打的时候我会感到这么难过。也许是因为这说明我做得不够好。大部分人都可以做三十下完美的标准俯卧撑，我做到第十个就开始发抖了。也许我应该再去读一遍《第二十二条军规》，虽然我从来就没读完它。或者《老人与海》《白鲸》，随便什么。那种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坚持去做一件事就会感到自己是个废物的书。
废物点心。
每挨一次打我都觉得教练在跟我这么说话。
“你应该用你全身的力量去出拳，而不是只用你的胳膊。”教练在我耳边说。
废物点心。
“左手拳只是刺探拳，你得用你的右手去打倒对方。”
废物点心。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不做，后来我意识到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在等待，一个类似库斯·达马托之于迈克·泰森、或是巴赞之于特吕弗这样的人。当迈克·泰森被带到达马托面前，经过长谈，他说：“我一辈子都在等待这样一个孩子。”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难受极了。因为本来我差不多已经忘了这件事，我不再无所事事了，也不再搞破坏，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和A他们，我们都是在规规矩矩地守规矩。赚钱，工作，让生活看上去在轨道上，煞有介事，有意义。除非你把我每天去地下训练馆和一群陌生人打架给算上。我觉得自己看起来相当正常。
我已经长大了。但还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一辈子都在等待这样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是你。
班主任在最后一次抓住我逃课之后宣布不再管我了，“爱干嘛干嘛”。我对此颇有些失望。我以为他会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到毕业。但他显然对我没那么在乎，班里有四十几个学生，高考在即，每个人都更值得被在乎。毕业的时候我给每个老师都写了张贺卡，你知道，就是那种客客气气的，感念师恩之类的屁话。实际上我真的挺喜欢他们的，有一次我帮朋友给孤儿院募集捐款——别想太多，我压根没那么善良，纯粹就是觉得好玩，实际上孤儿院我都没去过，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他们中有人在街上脏兮兮地拉住我找我要钱，猜猜我会怎样？滚远点臭小子，小心我揍你。总之打着这个名头，我把教研楼里每个办公室都跑了一遍，看到一个成年人就管他要钱。这感觉太棒了，因为我终于有个机会讹诈老师了。化学老师想都不想就掏了两百块给我，数学老师跟我磨叽半天，说自己儿子快出生了，最后我叫他给了我两罐奶粉。班主任从他儿子手里抢了一张十块钱给我。我没逮住校长。他在三楼，估计在我到达前就闻风丧胆而逃走了。总之这说明老师们都还不赖。给班主任的那张贺卡写了啥我已经忘了，不过好几年之后，班长去看了他一次，他回来跟我说，他抽屉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除了我写的那张贺卡。我说，老H真假。
现在我能想起来，至少有一次逃课的时候我干了什么。我找同学借了个手机，然后给Q打了个电话。“喂？”等了好久那头才接通。“我找。”我说。是我胡编的名字。“谁？”“。你不是？”“不是。”“噢，那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嗯。”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等待了，就好像你在天台上待久了，总有一天风会越来越大，你意识到不会有什么人来了，你得下去干点儿什么了。可能是某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我没遇到库斯·达马托，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是迈克·泰森。
有一次搞破坏的时候我们被结结实实地抓了个正着，对方是个老太太，我们拔腿想跑，结果她感谢我们弄坏了她的电视机，还邀请我们进屋坐坐，拿出果盘和花生让我们吃。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然后还是坐下了。但我们没敢吃那些东西，不是怕她下了毒，而是那些东西看上去得有一百年没人动过了。
我知道那些东西吃上去是什么味道，因为每次我去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拿出的那些东西也是这样的。我爷爷每次见我都觉得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用一双饱含愁苦的眼睛看着我，嘘寒问暖。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不再问那些常规问题了。他突然问我，你在北京孤独吗？要是孤独你就回来吧。
我没法看着他回答这个问题。一是因为这答案很复杂；二是他患了肿瘤，开了刀又得了疝气，肚子胀得很大。虽然他的肚子本来就很大。可我就是没法看着他，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地减少。他触及到了一些本质的问题，我难以面对这样的真实。再说，我的答案重要吗？所以我假装没听见这句话。
他还没死，可在我心里他已经死了。这挺残忍的。但我也没法更难过了。
你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得学着不再给人添麻烦。
也许D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D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了那么久，在我间或的几次消息都没有收到回应之后，才意识到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当我发现事情不对时，实际上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我从来也没想过做个好人，我是说，当我说你得学着不再给人添麻烦时，真正的意思是谁也别来麻烦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D给我打电话时，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直接掐掉。D就是那种刚开始你觉得这人特别酷，非常有趣，总能变着花样地带你玩，后来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麻烦的人。我猜那段时间谁都不愿意理他。大家只会说，D是我的朋友，但到了最后，谁也不知道他到底陷入了怎样的麻烦。谁也并不真的关心。关心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比D自己更有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