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多尼斯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必须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自从我1960年离开叙利亚国家社会党之后,不参加任何党派。我年轻时,那时才十四五岁,热衷于政治。后来我说我是个诗人,不能同时是诗人又参与政治,固定的意识形态和艺术不相容。现在阿拉伯世界里有很多诗人和艺术家热衷于政治,当然我们需要争取很多,争取人权,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政府,和原教旨主义者闭关禁锢的思想。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参与,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一个创造者始终和革命者站在一起,但他不是革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站在甘地这一边,而不是格瓦拉。”
阿多尼斯非常尊重女士,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我们在餐厅吃饭,他都会对我说“女士先请”。他可谓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问他对伊斯兰女性的困境有什么看法,他愤愤不平地说:“如今的阿拉伯文化是处于瘫痪状态,伊斯兰女性没有自由,被剥夺个性。没有女性的参与,一个文化只靠男人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阿拉伯之春’从没提到过阿拉伯女性的解放,如果阿拉伯女性依然是沙里亚法规的‘囚犯’,还能有什么阿拉伯革命?”接着他用诗人独特的角度说:“被压迫的是女性,但是要维持奴役性政策,真正的奴隶是男人。女性应该帮助解放男人。”
阿多尼斯今年八十七岁了,前两年他由于动手术,曾经想过退出诗坛,当时他正在写一首反一神论的长诗《耶路撒冷协奏曲》。“如果只有一个上帝的话,耶路撒冷应该是最美的一座城市,因为它同时有三个‘一神论’的宗教,可是它恰恰却是世界上最无人性的城市。我想把退出诗坛作为一种反抗,可是……”他笑到,“前一神论女神们不让我退出。”
阿多尼斯对中国充满了好感,已经去过中国四次,1986年他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第一次去中国。“那时没有汽车,北京街上全是自行车。”他微笑着说。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自2009年以来已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不断加印,是近年来最畅销的诗集之一。他说,他在中国的读者比阿拉伯世界还多。
晚饭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漫步在巴黎街头。对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阿多尼斯充满了期待。他说,中国近二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了不起,尤其是经济开放政策给中国普通老百姓带来生活的巨大改善,更不用说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午夜了,和阿多尼斯在一起居然已经聊了七八个小时,可是他依然还是精神矍铄,健步前行,和我们似乎没有一点年龄上的差距。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不禁感到能和这位文学巨匠和精神导师在一起度过这么美好的时光,真值得纪念落笔。
(文内图片若未标明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