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只是个相对形象的描述。但它也是布朗肖提醒我们的写作的根本力量所在:“一切会被抹除,一切必被抹除。”我们应当认识到,写作,或写过的不可能性,它的无历史性,它的曾经存在的不可能性,恰恰源于它自身的这一抹除的力量,或源于其内部保存的这一空虚化的本质。我们必须意识到,写作总蕴含着另一面,就像是白日之内的黑夜,而写作的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在于它什么也没写。所以,写作就是没有写过,或只能在一个极其古老以至于无法追忆的过去写过,写作只能是一种“重写”,只能是过去不可能的写作的重新书写,但同时,也是不在当下写作,没有办法在当下写作,“写作或许就是不在重写中写”,也就是把写的唯一可能性交付于未来,写作没有历史,而只有未来。或不如说,写作的历史在于未来,写作的诸历史就是写作的诸未来。“写作没有传记!”没有记忆。写作只有且只是一种等候。
“写作:一支瞄准空虚的箭——未来-过去的时代错误——总是太快地落下,在一个沉重的过去的太满中,属于一个没有什么到来的未来。”
“会有时间的分离,就像位置的分离,既不属于时间,也不属于位置。在这样的分离中,我们会来到写作的点。”
这就是写作的时间性。那么,这个时间性,或者说,写作的这个点,对人,对写作者,对他的生命,他的生存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写,等同于死。写作的等待也是死亡的等待。写和死处在了同一个时间的进程中,分享着同一种力量。写作的这个未来属于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死。总是一边活着,一边死着,而一边在死,又一边在写。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永远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写作既不是为了永生,也不是为了速亡,而是为了进入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灵薄狱。当然,可以说写作是对死的学习(就像苏格拉底说的学习死亡一样),是形成一种生命的姿态和生存的方式。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死代表着那样一个推动生命的虚空的力量,那么,写作恰恰是发现这力量或潜能,并且,它就是这个潜能。
写作的时刻,不是完成了或写好了某个东西的时刻,不是知道了自己想说什么而把它写下来的时刻,真正的写作的时刻,是永远还没开始写,但知道自己将要写,将要不停地写,并且也写不完,然而无论如何并不确定等待自己的写作是什么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驱使一个人去写的不是其内心情感的过剩或丰富,而是其表达的匮乏,其力量的不足,也就是写作者所永远面临的写作的空虚,也就是写作的不可能性。写作是一个悖论的运动:一方面,它是无历史,是曾经写过的不可能性,也是于当下写的不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写作的唯一时间不断地从当下无限地推延至不确定的未来,也就是推向另一个同样还没有写的维度,意即无论在哪一个时间,写作都没有写过或写下的确定或担保。而这样的无但保性恰恰又推动着一切可能的写作的进行。只有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空无(什么也没有)开始运动时,我们说的那个写作的事情才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界定写作:
“写作:作品之缺席的工作,除了主体的缺席外(或从主体的缺席中)什么也不生产的生产,取消标记的标记,让有限者穷尽自身直至中性的无限者。写作不取决于当下,它不让当下提出自身……写作就是没有写作过,而是会写作,在不留痕迹的突如其来中,总已经写作过就像那总会重新写下自己的东西……粉碎了当下、未来、过去的衔接模式……写作就是回应轮回的肯定,并作为要回归者,而回应。”
写作并不只是一种文字的生产,也不只是一种文学的创作,它和所有这些实践的范畴性规定无关。只要我们考虑其无历史、非当下、未到来的时间性,我会说,写作在根本上就是我们理解一切创造和行动之本源力量,并与之相处的一种方式。它是给我们的整个生存定调的东西,也就是,教我们如何与生存的根本姿态(出存,出写……)保持一致的东西,它是一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