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央行控制基础货币
到达存款派生的上限后,银行理论上不能再投放信贷了,这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于是,央行会考虑继续支持银行放贷。方法也是体现在上图中的①②。
方法①是直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图中虚线下移)。如此,原来被冻结起来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又释放为超额存款准备金了,于是银行又可以开开心心地放贷了。这种方法还可以临时性地使用,即不是一次性永久降准,而是给银行们降准一个月,应付流动性紧张的时期,过了这一时期之后,又恢复原样。比如中国人过重要节假日的时候,会从银行取出大量现金,上图的资产负债表右边存款下降,左边则是超额存款准备金下降,基础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了。这时,央行就临时下调图中虚线,帮银行度过这一时期。节日过完后,居民又把钱存回银行,一切恢复原样。
但降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动作可能过大,释放的存款准备金,可以派生好几倍的货币。因此,日常调节不会采用这么大的动作,而是大多采用方法②。
方法②是央行日常采用各种手段,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即往酒杯里加酒或取走酒。所采取的方法,如果是投放基础货币,主要是指再贷款、逆回购、MLF、SLF、PSL等,这些手段本质上全是央行把基础货币出借给银行(出借的条件会有差异,比如对象银行、期限、利率、抵质押物种类等),银行又存回央行,形成存放央行款项,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广义再贷款”。而如果是回笼基础货币,则一般是指上述广义再贷款的到期,银行将基础货币偿还给央行。但如果市场上基础货币过多(流动性过剩),央行还可以向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银行用基础货币去购买,于是基础货币总量也下降了。
比起方法①,方法②会更为精准一些,具体能够投放多少基础货币,派生多少广义货币,可以更精准地实施。而且,还能够实现定向调控,即央行觉得哪几家银行是好孩子,它们投放贷款的力度和方向都非常符合国家规定,那么央行就用更低利率对它们提供再贷款,支持它们投放更多贷款。而对于熊孩子,央行也不会客气。因此,方法②还能起到指挥棒的作用。方法①也能定向,比如定向降准,但实施频次较低。
除了央行主动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外,央行向银行购买外汇、政府支出等也会投放基础货币。但这些渠道并不是央行能完全控制的,比如银行要把外汇卖给央行,政府要支出多少,都不是央行能控制的。因此,实际操作中,央行会观察这些不可控的渠道投放了多少基础货币,然后主动控制它能控制的渠道(比如广义再贷款),从而实现了整个基础货币总量的合理。
真正决定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高低的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般来说,这个越高,银行间市场里可以用来购买资产(债券为主)的钱就越多。但如果考虑意愿因素,其实也未必,有时候,是银行们因为其他原因,都囤着多余的基础货币不动,不愿意运用出去,这时,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流动性反而是紧的。
截止目前,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毕竟那些投放基础货币的工具是牢牢把握在手中的。但到了下一步,即广义货币,传导效果的问题就摆上台面了。
2、央行调节广义货币
银行从央行领到一定金额的基础货币后,要开始通过投放信贷等方式做资产业务去盈利,投放的信贷派生为新的存款,计入广义货币。除了信贷之外,还能起到类似功能的业务,包括银行购买企业债券、SPV投资等。我们将这些业务暂统称为银行信用业务。
当银行信用业务扩张较快,派生了大量的存款,使相应金额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被冻结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剩下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就迅速变少,这就是银行信用扩张消耗银行间流动性的原理。注意,并不是银行“把超额存款准备金投放给企业”导致银行间流动性衰竭。基础货币只能被企业提现取走,而不被银行作为贷款投放给企业。
因此,广义货币的流动性与基础货币的流动性,在静态场景下(即央行不给整个市场增加基础货币),呈反向关系。但如果是动态情景,央行主动增加基础货币,则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更多了,于是更有动力和空间去扩张信用业务,派生更多存款。因此,从央行政策操作上,两者则一般是同向的,只有相对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才能使央行的政策意图能够传导到银行的信用扩张行为上。
但银行一般不会把信用扩张的上限用足,毕竟平时还是要留点超额存款准备金以备不时之需,比如突然有储户取现或跨行转走,或者突然有优质客户来申请贷款。但是,在我国,大多银行却有极强的扩张冲动,原因说来话长,可能是因为有一个“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给多少贷款他们都全单照收,也不计成本,主要是些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银行也知道这些部门都是政府信用,不用太关心其偿债能力。所以,也想尽可能多地把资产投放给它们,于是就把信用扩张上限用得很足,导致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低,银行间市场特别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有必要明确约束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比如直接控制银行的信贷额度,从而控制存款派生量。然而,在过去几年中,银行们又想出来了很多花招,可以突破央行的信贷额度管理,把信贷包装成非标等形式,投向给企业,同样派生存款。监管措施迅速跟进,最后央行出台了宏观审慎框架(MPA),提出了广义信贷概念,把各种能够直接、间接派生广义货币的资产业务全囊括进去,并控制广义信贷总量。以此,广义货币总量基本上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微观监管也在从严,原先很多绕道发贷款的花招被杜绝,也有利于控制信用扩张。不管如何,银行总的信用扩张行为,已被监管层牢牢控制住。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和理论情形截然不同的逻辑。理论情形,是先有一定的基础货币(央行控制),然后再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计算出货币乘数上限,于是也就有了可扩张的广义货币的上限。
广义货币 = 基础货币 * 货币乘数
但我国实践中,基础货币是由央行控制的,信用扩张总量(同时也是存款派生总量)也是央行大体控制的,那么货币乘数就已经不是一个主动控制的变量了,基础货币、广义货币才是主动控制的变量,而货币乘数只是两这个变量计算的结果。
货币乘数 = 广义货币 / 基础货币
因此,广义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即居民们持广义货币与参与的各种资产市场的流动性,取决于广义货币的数量和买卖双方意愿,很大程度上由银行的信用业务扩张决定,而信用业务扩张也高度取决于央行和监管部门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研究流动性时,对政策的跟踪往往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