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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办法了,医生就通知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个年近半百的黑瘦老头,非常平易近人,高高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金边圆片眼睛。因为他自称非常热爱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又是祖国瑰宝,所以他自号“国宠”。国宠先生一听说有学生病了,二话没说,骑着小摩托,冲到医护室,把我扶上车就直奔医院去了。在医院折腾了半天,回来时总算不吐了,只是内心焦急,丢了考试,还落下这笔医药费,真是背到家了。后来我带着从信用社取出来的300块钱生活费要还给国宠先生,他却轻轻地说了声:“借你了,等你以后发达了再慢慢还。”那时,先生的月工资不到3000块,家里还有一个烂摊子,我心里愧疚至今。这次生病,也让我懂了一个道理,人的精力不是无穷无尽的,天花板太多,撑也撑不完。
一转眼的功夫,高考就结束了,没有想象中的解脱,疯狂,欢喜。倒是,常常半夜惊醒,自己是否又做错了一道题?煎熬中,等来了高考放榜,我上了重本,但仅仅过线,非常尴尬。
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尴尬的学校——华农。喜的有很多方面,尴尬的就是校名上那个让老家人不以为然的“农”字,父母刨了一辈子土地,好不容易教出个大学生,没想到又是学种地。
刚上大一,还是按照高三的习惯,早读,晚自习,很努力地完成课业。当时,一年级学生宿舍是不准拉网线的,我们住的又在二楼,手机信号特别差,有时可以看到半夜三更一大堆人在走廊上拿着手机荡来荡去找信号上QQ,上飞信!直到后来,有一位神通广大的舍友不知从哪里拉了铁通网
(宇宙最慢,没有之一)
,还有一台13寸的掌上电脑,宿舍的娱乐立马上了一个台阶,年级领先了。
我一直相信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期末应验了,我每天深情地早读换来了英语全专业第一;正因为有了这个第一,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因为我们学校规定,只有大一英语考试过了90的,才能第二学期申请报考4级考试;当然,我轻轻松松地飘过了,接着大二第一学期也顺利年级第一个考过了英语6级。原以为,大学就这样正正常常地走完,毕业,踏入社会。没想到,这个时候,学校的国际交流处突然发力,跟美国一个州立大学签订了1年的大学生免学费(要自己承担生活费)交流项目,我们专业有两个名额。在经过了面试之后,我毫无意外地获得参加交流的资格,离赴美只差一张签证了。然而,当我们集齐全校8名交换生,摩拳擦掌的准备秒定签证时,晴天霹雳地获知已经过了预约期,现在面签已经排到10月份,那时对方已经开学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立马变成一盘散沙,各自找关系。我,当然了,一点也没办法,因为无关系可找,就算有,也不知道怎么找!后来,正当我们为即将错过这交流机会而各自恼恨不已时,2个贵人出手相助了。第一位就是校交流处的处长,他通过关系,帮我们争取了一张黄券(超牛逼介绍信),后来我们带着这尚方宝剑,在特殊窗口,直接团过。第二位贵人就是我们系张教授,他借了自己的信用卡给我交了签证费用,因为我当时还没有Visa卡,临时办又来不及。而其他7位伙伴,要么有家长的子母卡,要么有提前办的信用卡,都淡定秒过。这件事,让我隐约感觉到同学与同学之间除了成绩以外似乎存在不一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