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 2017书单 | 欲尽智能倾巧技，涵育智慧需读书

郑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宪法、比较宪法和法理学。

 自从2015年第一次给雅理读书公号写年度书单以来，这就成了一项和年度科研绩效考核一样的任务。好在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每年读的书倒也不少。借此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阅读记忆，分享一下自己读来有心得的书目，也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

回顾：

戈叔的15年书单

戈叔的16年书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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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几年前《法律与文学》面世以来，“苏力的新书”一直是力粉翘首以待的事物。在这些年里，苏力一直在思考中国在遭遇“现代性”之前的国家构成和国家治理问题，也就是古代中国自身的“宪制”问题“。霍姆斯曾经说过：“应当想事儿而不是想词儿”，苏力的思路也是这样，他“不是从习惯的宪制/法的定义或其他一些高大上概念切入，而是紧扣引论题记的两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及’多难兴邦’（’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基于有记录的中国历史经验，其实只是一些历史常识”，来“努力展示中国这个政治文明体发生、发展和构成的独特性及其道理。”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讲述这个道理。本书是这一段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正如苏力一直以来的作品一样，你可以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却无法不被其中展现的语言魅力和智慧火花所吸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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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埃林的《荆棘丛》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奠基性作品之一，也是美国法学院书单上的常青树，迄今仍然被不断推荐和阅读。这里推荐的是它的中译本。书的内容是卢埃林在1928-1929学年给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新生所做的讲座，旨在帮助法学院新生思考“我们是谁”（做法律学徒意味着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法学院学习与直觉、常识以及此前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有什么关系）以及”我们往哪里去“（法律职业是怎样的一种职业，法律人是干什么的）。在这些问题上，卢埃林的观点与强调规则和逻辑的法律形式主义者不同，他认为法学是一门预测科学，学习法律的“关键在于观察法律官员做什么，他们如何处理纠纷或者其他任何事务，通过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中寻找某种独特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人们有可能对法律官员及其他官员今后的所作所为作出预测。”正因为法律不是一套整整齐齐的、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所以学习法律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现成答案的过程，而更像一个披荆斩棘的主动进击过程。卢埃林指出，法学院第一年的学习是一个荆棘丛，第二、三年又是另一个荆棘丛。这听起来挺吓人的，但同时也是蛮激发斗志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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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触及的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会思考的问题：我的孩子在我身处的社会有多大的发展前景，他／她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种思考不会是无凭无据的异想天开，而是处在一个社会建构的参照系中。不论出身、有一技之长便能出人头地的“美国梦”便是这样一种参照系，一种被美国家庭分享的社会想象。帕特南选取了包括自己故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在内的几个寻常地点，收集了若干家庭的生活史素材，并将这些素材放置在全美国社会统计数据的背景中，展现了社区隔离和教育隔离如何固化着阶级差异、阻断着社会流动性的美国现实，这种现实与“美国梦”相去甚远。对于正在面对类似社会现象的中国读者来说，此书定能引起共鸣，激发思考。

延伸阅读：专访译者田雷教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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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与我之间》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媒体人塔那西斯·科茨写给儿子的三封长信。作品一出版即受到广泛欢迎，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为他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大奖。这些家书并没有讲述种族平等、为权利而斗争等大道理，也没有灌输“美国梦”，而是用一个个作者亲身经历或见闻的故事来串成有说服力的人生经验，让我们看到制度环境和历史行程如何限定着个人努力的边界，而个人又如何能够在给定的自我属性（身为少数族裔）和社会环境中追求最大可能的自我实现。全书给人的教益非常近似于电影《无问西东》中梅老师的一句台词：我们要活得真实，而真实意味着“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延伸阅读：本书序言 | 郑戈：梦碎时分，以梦为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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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眼中的法律史和法律人眼中的法律史呈现为不同的图景，这种由于学科分野而造成的对完整历史的手术化切割妨碍着人们对历史自身逻辑的完整理解。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格林摒弃了门户之见，从约翰•菲利普•里德等法学界的法律史家那里汲取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对美国革命和建国做出了极富洞见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勾勒出了宪法形式在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分析了这种藕断丝连对于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治稳定性所具有的意义。在英国本土不成文宪法传统、殖民地宪法传统和英帝国宪法传统这三重结构中，格林敏锐地看到：随着英帝国疆土的拓展，试图加强向心力的帝国宪制对英国本土宪制的核心价值造成了挤压，从而导致了殖民地政治力量诉诸于英国本土宪法价值的抗争。1787年美国宪法恰是借助联邦制解决了英帝国宪制着手发展、但未及完成的宪制构想。制度因革，损益可知，本书堪称英帝国史、美国建国史和法律史领域的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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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看成是永乐的第一本书《旧邦新造》的第二季。本季内容既拓宽了首季的视域，将中国秩序再造的问题嵌入到了工业化时代国际秩序形成的大语境之中，同时又更加聚焦，也就是以康有为这个具体人物的经历和思想为视角来观察这个大变局时刻的世界。全书集精微与宏大于一体，叙事融贯，分析精道，堪称佳作。

延伸阅读：专访作者章永乐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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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人类学家达拉科格罗所写的《公路：关于巴尔干地区的（不）可移动性、空间和跨境基础设施的民族志》是一本讨论公路这一基础设施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之影响的好书。他继承了Marvin Harris等老一辈人类学家开启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试图揭示文化的物质性与物质的文化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其中关于人的流动速度【作者称之为“速学”（dromology）】与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之互动作用的讨论尤其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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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索菲亚·鲁丝副教授写的《合成：生命如何被制造》一书在生物学史的脉络里梳理了基因工程学如何创造和再造生命的历程。她访谈了大量的基因工程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发现了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不同模式。在东海岸，许多人在自家车库里设立了基因实验室，自己动手制造和改造生命，而在西海岸，大公司主导着基因工程的研究。这两种模式既与美国东西两岸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形态相对应，有影响着这些宏观的社会形式。在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dam Arkin讨论猪的基因如何使猪成其为猪的时候，Arkin说猪的基因并不具有猪性（pigness）。这意味着基因可以被移植、被编辑、被重组。既然猪性并不由猪的基因所决定，人性显然也要到基因之外的地方去寻找。当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两种革命性的技术从内外两个方向冲击着我们对自身的理解的时候，基于自然生命而形成的人类伦理和法律也将随着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智能的不断涌现而遭遇挑战。本书有助于我们生命科学的最前沿进展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意涵。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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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oandthenerd.org/index.html

《柏拉图与技术呆子：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创造性伙伴关系》是一位技术达人撰写的科学史和哲学著作。作者是从1986年起便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目前担任讲席教授的爱德华•艾什弗德•李。全书按分为“阳”和“阴”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区别，指出工程技术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解决人类问题而获得发展动力的，其中的“事实”和“真理”往往不是发现的，而是被发明和设计出来的。如果说科学是直面物理自然的，工程技术则是面对人类社会的。早先的人为创造构成了此后发明的前置条件，如此层层递进，使技术离“自然”越来越远，“人工”的痕迹越来越重。到了人工智能时代，限制技术发展的已经不是刚性的物理法则，而是人们的想象力。在工程技术领域，库恩针对科学而提出的“范式革命”不是长时段的现象，而是经常发生。循着这种思路，作者讨论了“人工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进化与革命”等基本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第二部分则从讨论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入手，分章别类讨论了信息技术领域的几种主流建模方式，借助阿兰•图灵的不可判定性命题和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指出了决定论模型的局限性，指出决定论是特定模型的属性而不是物理世界的属性。一旦要被应用于物理世界，决定论模型必须得到概率论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对计算机建模／编程原理的分析，作者指出：“象人那样思考的”计算机不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而且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不必把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东风”与“西风”之间谁压倒谁的竞争关系，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合作关系。人类发明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也强化着人的能力。未来是人机共存共荣的时代。这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人应当警惕的永远是人自己，而不是机器。机器会不会毁灭人，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