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就拿互联网上被标签上中国式“左派”、“极左派”的人士，我认识的恐怕并不比被标签上“右派”、“极右派”的少。当然，我交往也有原则，那就是你是真正有这个理念，而不是投机取巧，为了利益而假装的，不在我讨论之列。这种交往让我看到了更全面的社会，也让我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甚至设身处地为那些讨厌、辱骂我的人想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讨厌我，难道都是他们的问题？
在接触一些像胡先生这种观点的人士过程中，我也一直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一直对身边事视而不见，却有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信誓旦旦？有些人挺让我感动的，他们活得在我看来几乎是人不人鬼不鬼，却时刻心系祖国，坚决抵制任何对政府的任何批评。
胡正高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其实，我每天在讨论弊端，批评一些不好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些玩意和我的生活太远，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挺舒服的，而批评只会给我自己带来不方便。而我选择这种“不方便”，是固执地认为会给更多人带来“方便”。
我冒险批评的一些不好现象，确实出自我某种固执的“爱国想法”，但我的那些批评，如果追根究底，得到改善后，受益的大多是那些对我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我坚信网上和社会上如果我这种把监督公权力当己任的人多一些，至少基层政府硬把胡正高按在床上脱掉裤子结扎的机会会大量减少。虽然胡正高由于孩子比较多，在以前的微博中并没有讽刺那些争取生育权的维权人士，但他确实讽刺了不少为像他一样的国人争取权利的人。
这让我觉得有些悲哀。
虽然十几年的写作，也影响、改变过一些读者，但数量有限。
后来看到一篇西方的花边报道，说社会上持极端观点的，尤其是极左和极右之人，是因为生理构造决定的，以及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饮食有关，而不是受了什么教育、看了什么书。绝大多数人对启蒙有天生的防疫能力。看了这个，我是真信了。在西方这么多年，我也多次看到不少从来没有去过专制国家的西方人，心怀对专制的崇拜，对民主的厌恶，据说这种人的比例高达30%。上面这篇“生理与饮食决定论”据说就是在研究他们后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