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你知道Fred和Ted的故事吗？”付平问。
“不知道。”
“他们也是北大的。十年前去了美国，留在那儿。”付平说，“你能想像他们留在这儿吗？”
楚斌无法想像。
再晚一些时候，他们并排站在宾馆十九楼房间的窗边，云彩挂在墨蓝色的天幕里，被风吹成丝状，只剩一点稀薄的形状。楚斌关了灯，于是只能在黑暗中感受付平隐约的线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动，也没做出任何暗示，只听着付平说话，那些关于远方的幻想、异国的蓝天与绿地、陌生的语言、全新的生活……这会儿付平需要时间。最终，付平好像累坏了，坐上床高昂起头，双手撑着被月光染成象牙白的被子。楚斌走过去，握住付平光滑而坚硬的手腕，感觉到筋脉之间澎湃的脉搏，他把手从衬衣底下探了进去，摸到一道疤，从肚脐到髋骨，一道细长的凸起，磨钝的刀锋一般。
3
楚斌一直拖到七月底才回家，表哥结婚，父母开车去肥东。婚礼在县里最大的酒店举办，门边的大幅结婚照上，表哥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表嫂的头发烫成黄色的小卷。他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也是这个发型，被同学们称为方便面头。所有人落座后，表哥表嫂出现在红毯的尽头，几乎站在了没有空调的酒店门外。两人看起来比照片上自然一些，表情审慎，没有露出那种露八颗牙的假笑。音乐响起，是《婚礼进行曲》，寂静的酒店大堂充斥着慷慨又浪漫的交响乐，两个花童在后面拖着表嫂过长的头纱，另外两个撒着玫瑰花瓣。某个瞬间，他想像着会有一个司仪像电影里的老神父一样，问他们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相守一生。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开学就大四了。”
“是的。”
“有什么打算？”
“先看看有什么工作机会。”他说。
“回合肥最稳妥。”母亲说。
他知道她对合肥有着近乎痴迷的信任，远胜于对他的信任。从小到大，不计其数的人说过，他是母亲最大的成就。但他总是控制不住地怀疑，自从她药材生意失败后，她只是把他当成某种生意来经营，上什么学校，进哪个班，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他渐渐明白，只有他按照母亲的意愿生长时，他才是她的成就，其他时候，不过是另一项不受控制、可能步入衰落的生意。
他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意志，是填报大学志愿。母亲建议他填复旦、同济一类的上海学校，他却坚持自己的分数肯定够北大，要上就上最好的学校。吵到最后，他甚至不明白母亲到底要说什么，仅仅是气候更好，离家更近？他一早交掉志愿表，密切注意母亲的动向，害怕她去找班主任。录取通知下来后，母亲操持了喜酒，脸色却还是恹恹的。父亲偷偷问他：“你的梦想不一直是复旦么？”他反问，人会变，不是么？父亲又问，那个姓陈的男孩是不是也去北京？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最终，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付平。
“那就证明给她看。”付平说。有一个瞬间，他觉得付平的想法有些幼稚，但他也不知道付平能说什么。
“我刚从亲戚家出来，抬头就能看见银河带。”付平说，“你那儿能看见吗？”
他抬头朝窗外看去，城市的灯光映在灰暗的天空中，微微地发着红光。“小时候见过，去山区旅游时也见过。城市里没有了。”
“星星呢？”付平问，“星星有吗？”
“没。”他说。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别担心了，她是你妈，没有坏心。”付平说。
挂掉电话后，楚斌拉开书柜的玻璃门，随手翻了翻留在家里的书。几个没扔的草稿本上，全是数学和地理的演算，零星有一些字，是从语文课外阅读上摘下来的，他看到一句，“期望给人带来勇气，也带来沮丧”，作者是毕淑敏。本子里还夹着高中毕业照，他一眼就看到站在最后一排的陈，短碎发，皮肤在阳光下呈小麦色，脸上是标志性的满不在乎的笑容。
接着，他看见站在第三排中间的自己，嘴巴微微咧开，眼睛被两颊的肉挤得几乎看不见。记忆中高三的自己要比这个瘦些。有几个星期，他只吃蔬菜，米饭两碗变成半碗。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吃多了脑胃争血，上课头晕。不久后，母亲三番两次出现在教室窗外，染黄的头发格外扎眼。他只能假装没看见。后来母亲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矢口否认，早恋，这种道德性的错误，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晚上，他在书桌前发了很久的呆，只开着台灯。窗外传来婴儿的尖叫，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却是野猫在叫春。可那时已是秋天。他翻出一张干净的草稿纸，开始写信。刚写下第一句，他就一笔一笔将第一句涂掉，直至无法辨认。第二天，他的食量恢复了正常，直到大二彻底减肥成功前，他一直都是个胖子。
也是减肥成功之后，他才渐渐不再梦见那节教室里只剩他和陈的体育课。好几年里，他坚信着一个事实，只有他见过陈伏在桌上，肩膀剧烈地耸动，却奋力把哭声忍住的样子。当时楚斌的脸可疑地发着烧，还是走了过去问陈怎么了。他记得陈诧异地看着他，停止了哭泣，一颗已经滴下的眼泪顺着鼻翼往下滚，消失在嘴唇的纹路里。
4
天气转凉时，付平为楚斌制定出一整套托福复习计划，在学校电脑房下了一百多兆的资料，从口语听力到阅读写作，分门别类放进了楚斌的U盘里。在这件事情上，付平有着不亚于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楚斌一天至少六小时泡在自习室里学英语。
十二月，付平忙完PhD申请后，他们决定搬出寝室，在学校附近找个房间。那时他们都没有租房经验，对中介挂在论坛里的照片抱有很大幻想。看了几处不尽人意的房子后，付平有些动摇。楚斌独自又看了不少房子，最终找到一间群租房里朝南的房间，由客厅改造，有个小阳台，地上铺着地板革，墙壁是木头的。搬家那天，也是楚斌早早去收拾房间，付平中午才来。家具已按楚斌的想法摆好了，衣柜、单人沙发椅、书柜并排靠墙，桌子放到阳台上，配上一把椅子，他们其中一个就可以坐到阳台上去。下午，他们去附近的商场买椅子，等回到家拆开包裹，才发现买了太多东西：新的床上用品、炊具、餐具；买了花瓶、干花、装饰性的摆件、相框——后来才发现，很多东西根本用不着。
夜里，他们在黑暗中做爱，房间的气息依然是陌生的，但与宾馆完全不同，这种味道很快会被他们的生活细节塑造成其他味道，而窗外的狗吠与车辆经过的声音不会改变，那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天你出国了，我却没有，我们怎么办？”事后，楚斌躺在床上问。
“只要你愿意，没什么做不到的。”付平说。
“如果我就是做不到呢？”楚斌问。
“我也不知道。”付平抱住他说。
付平每天准时去实验室，想在硕士毕业前，积累一批有价值的数据。楚斌待在家里，每早煮一锅奶茶。他喜欢等着浓郁、微苦这两种气息混合成一种，充满整个房间，然后捧着热腾腾的杯子，站在阳台上，看着雪花从苍白的天际坠落。白天的时间不难打发，弄懂一篇复杂的文章需要一小时，背一百个单词需要两小时。生活被具体的事情分割、填满之后，他发现安于此刻也不错，至少假想那些失败的未来，没有任何益处。
跨年晚上，他们去一家日料店吃饭，付平点了梅酒，楚斌不喜欢那个，只要了免费提供的大麦茶。店里人很多，等位区还站着十几个人。付平把壶中的梅酒倒入酒盅，一连喝了三盅，他的酒量不算好，很快脸颊上就出现了红晕，眼神中透着热切又迷离的劲儿。
“过了年我就二十七了。”付平说。
“你看上去像二十二。”楚斌说。餐厅另一头，一桌说京腔的男女大声喧哗，表情快活。
“只有属于这里的人，才能笑成这样。”付平说。
“那你属于哪儿？”楚斌问。
“不知道。”付平找服务员又要了一个酒盅，倒了一杯，递给楚斌，“陪我喝一点，就一点。”楚斌抿了一口，就放下杯子。
付平又往楚斌的酒盅倒了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身体往后倾，靠着墙，看上去像没什么力气。楚斌没有继续追问。尽管付平没有说，但楚斌隐约知道，付平已经收到一些大学的回复，估计不好的消息居多。
吃完饭，他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往南走，人很多，看样子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走到三环上，他们进了一家商场，乘扶手电梯，一直逛到顶楼。他们进了一家专门拍大头贴的照相馆，选了背景后，钻进拍照机器。第一张照片，他和付平的脸被框在一个大大的爱心里，他们都不知道该作出怎样的表情，因此照片里呈现出一种好笑的严肃神色。第二张，付平从背后搂住他的腰，把下巴埋在他的脖子里。付平闭上眼，沉重地喘息，呼出浓浓的酒气。他转过头，亲了亲付平的侧脸。
拍完照，他们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那几张重拍吧。”付平说的是两人拥抱的照片。
“你先出去。”楚斌说。付平犹豫了一下，掀开帘子走出去。楚斌出来时，看见付平已经走到商场的另一头，站在自动扶梯边，朝一家男装店张望。
楚斌低着头，不去想像店员脸上正挂着什么表情。一对情侣走进来，钻进机器，透过布帘下方，楚斌看见女孩踮着脚，毛呢长裙微微晃动，男孩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楚斌接过店员递来的装大头贴的袋子，还是忍不住朝她看了一眼，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他的脸，最终落在桌上的裁纸刀上。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像她看上去那样毫不在意。他走出去，到付平的身边，轻轻地说，“回家吧。”
快到十二点了，路上挤满跨年的人，他们挤在人群中，往北边走。过了人大，马路空旷起来。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零八年，奥运年”，接着是隐约的新年倒数和烟火在空中爆炸的声响。楚斌回头看了看，却只看到马路对面迎奥运的红色横幅，一头系在栏杆上，另一头拖在地上。他猛然陷入一阵恐慌，时间总会过去，期限总会到来。他无法把这种感受告诉付平，也怀疑付平是否能理解。他牵起付平的手，却被轻轻地甩开。“有人。”付平说。但除了远处一个背影，再也没有别人。
5
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起，母亲每天打电话催楚斌放假回家。一月中旬，等到付平忙了半年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坐上回家的列车。途经济南时，天空开始飘雪，很快，远处被烧焦的稻田和灰蒙蒙的山上都蒙了一层稀疏的白。他被漫天的白晃得眼晕，靠在车窗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目力所及一片苍茫。
那晚吃饭时，他听见新闻里说降雪范围已经扩大到华南地区，几十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华中地区已经出现大雪导致的断水断电。他给付平发了短信，但没收到回信。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朝外看去，橘黄色的灯光透过路两边的枯枝照在积雪上，像条泛着油光的白色毛毯。
第二天起床时，他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雪花洒在空中，像春天的北京街头沸沸扬扬的柳絮，岑寂而盛大。他看了手机，付平还是没回短信。午饭后，他从一个当地论坛上看到钟祥市出现了小面积的房屋倒塌情况，灾民们被安排前往其他的乡镇，却被大雪堵在了山路上。晚上，他终于接到付平电话。
“你没事吧？”楚斌问。
“还行。”付平说，“下火车后，没有班车愿意开进山里，我坐的黑车也只开到一半，再步行了六七个小时才到家。手机一直没电。你呢，还好吗？”
“我还好。”他握紧手机说，“就是有点担心你。”
“没事儿。”沉默了一会儿后，付平说，“我妈病了。”
“去医院了吗？”他问。
“路都封了，哪儿也去不了。镇上的赤脚医生给她挂了盐水。”
“嗯，会没事的。”他说。
“已经好几天了。”付平说。
“会没事的。”他又说了一遍。
楚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付平母亲的情况，依然没退烧，有几晚甚至体温高达四十度。医生只是说天冷，风寒而已，教付平与父亲怎么配制盐水、扎准静脉。腊月二十二，付平告诉他，母亲体温恢复正常，尽管还是非常虚弱，至少能起床，穿上衣服坐到炭盆边，小年夜还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她开始了新一轮的低烧，医生建议最好能去医院检查，他猜测可能是变异的肺炎。付平到处联系愿意开到市里的车子，但没有司机愿意在大雪天出车。“被大雪压塌的山路越来越多了。”付平说。他只好继续按照之前的药方给母亲挂盐水。
一天晚上，楚斌让母亲打电话问她做医生的朋友，对方建议最好去大医院查。他拿过母亲的手机，又将情况详细地复述了一遍，再次得到模糊的回答。挂掉电话后，母亲问，“是谁啊？”
“一个朋友。”他说。
当时他们正坐在沙发上等父亲回家吃饭，七点半的黄金档电视剧刚开始，桌上的饭菜慢慢冷却。八点钟一到，母亲说：“吃吧。”母亲掀开倒扣在菜上的碟子，水汽凝成水珠，从碟子边缘落到菜上。
他们刚吃完饭，门就被推开了。父亲走进来，掸了掸肩上的落雪，把皮鞋塞进鞋柜。
“饭菜凉了。”母亲说，“要热一下。”她没有说是她来热，还是让他自己动手。
“我吃过了。”父亲没看她，走到沙发边坐下，手机嗡嗡地震动着。他打字的速度不亚于一个反应敏捷的年轻人。这点与母亲不同，楚斌很少收到她的短信，即使有，也是诸如“天冷了别忘了穿衣服”等没有标点的短句。母亲站起来收拾餐桌。她摞起碗碟，双手端着走进厨房，他听见瓷器与不锈钢水池碰撞的声音，水流从龙头中倾泻出来，然后他看见母亲从厨房中走出，站在门边盯着父亲。
她的手背抵在滑道门上，沾着油污的手指朝外卷曲，避免碰到任何东西，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好像她走出来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呼吸。
“算了。”她轻轻地说。她收回手，转身走进了厨房。
过年那天早上，他很早就醒了，手机上显示凌晨五点。一个小时后，他起身穿上厚厚的家居服，拉开窗帘，天空是暗淡的灰蓝色，他扭动僵硬的脖子，盯着嵌在云层中即将褪去的残月，思考着要不要再睡一会儿。他听见从客厅传来轻微的响动，他猜是热水壶被通上电，一会儿是开水被倒入瓷杯。他拉开门，走出去，母亲正握着茶杯，从阳台上往外看去。他说：“去晨练？”
“是啊。”母亲说，“雪停了。”母亲看着他，几乎有些惊讶，“我还以为会一直下下去。”他点点头，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道路与屋顶上覆盖着昨夜的雪，这会儿还没有人踩过，看上去崭新、纯净。他想像不出前一天黄昏时，那些看不出颜色、坚硬的冻雪是怎样的。
他陪母亲去附近的公园，在一个小池塘边，他突然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只是因为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