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
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该书是霍夫施塔特的代表作，开创了政治文化史的写作范式，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