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宣布“开局良好”，取得了“积极的初步结果”
。
而近日爆发的印巴冲突可能进一步推动东南亚在产业链中的“避险”角色，进一步分化区域经济整合。
本文回顾了战后东南亚的发展之路。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东南亚曾分别通过雁行模式和增加值贸易参与国际经贸循环。随着地缘政治重新回归，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正
进入第三种贸易形态，越南、马来西亚同时承接中美产业转移，但面临战略站队风险。
美越关系的升级，关键在于美国承诺将帮助越南发展半导体产业及稀土产业，这关系到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此外，马来西亚凭借成熟的电子制造业和物流优势，正在成为中美半导体竞争的最大获益者之一。
作者指出，面对东南亚贸易模式和结构的变化，中国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拥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只要坚持开放包容的自由贸易政策，仍能极大地延缓乃至避免东亚地区经贸关系的分离和“脱钩”。但不可忽视的是，
美国正在大力扶持东南亚经济体中条件较好的国家，试图从高低两个方向替代中国在东亚生产链中的地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
大国博弈变迁中的东南亚发展模式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21世纪初相比，如今的东南亚（东盟）在世界舞台上已是耀眼的存在。
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美国、欧盟、印度，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5.0%增长至2023年的6.4%。
21世纪以来东南亚经济增长也引人注目，世界经济增速年均增速约为3.0%，东南亚国家年均为5.0%，中南半岛国家则接近7.0%。在贸易领域，东盟国家同样是一支重要力量，占世界货物出口的份额从2001年的6.2%增长至2023年的7.6%，几乎相当于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额。经济之外，诸大国都竞相和东盟交好，不仅均承认东盟“中心地位”，而且在诸多地区经贸协议中均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参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盟国家既参加了中国推动形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也有不少成员国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排他性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
中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竞争日益强化，大国竞争对经贸议题的影响日益扩大，那么处于大国之间的东南亚的发展空间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对中国而言，在面对美国施压和围堵时，如何进一步夯实中国—东南亚关系，以及东南亚能否作为战略重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有很强的理论性。
认识在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的东南亚发展，不仅需要关注
两面下注、选边站
等安全领域的突出现象，更要认识
经济分工秩序的变化
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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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模式与东南亚的发展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衡量，亚洲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低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50%，东南欧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均GDP接近美国的30%；1950年，亚洲的人均GDP则不足美国的8%，东亚经济体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7%，其中中国、印度、日本分别占美国的4.7%、6.5%和20.1%。
东亚崛起改变了这一局面。发展较早和较快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的若干国家。东亚各国的发展有先后，但基本都在逐渐发展的轨道上，这是东亚绝大多数国家共有的一个特征。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分别达到了美国的72.2%、22.1%和56.5%，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人均GDP分别达到了美国的48.8%、19.7%和13.7%。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那一年，新加坡的发展水平达到美国的80%，韩国的占比上升至52.6%，泰国达到了22.8%，中国也跃升至13.2%，而印度仍不足7%。这一渐进式变化过程既符合人们对不同区域的认识，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在各类研究东亚发展动力的早期学说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小岛清和其老师赤松要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立足的区域是二战时期日本殖民帝国的范围，包括中国台湾、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等。
二战时期日本企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推动形成不同于英美的新地区秩序，日本经济学家也参与其中。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学界的这类声音一度销声匿迹。在欧洲一体化取得进展后，亚洲国家的区域合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日本学者在战前形成的这些理论积淀，成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思考和部署亚洲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
雁行模式的核心有三点
。一是
产业间由低到高的发展序列
，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
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本国已经过时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三是
发展是渐进、逐次推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