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为《法兰西信使报》撰写的文章里，比他的《法国革命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革命哲学。他深信，革命都有“共同的进程和某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对一场革命作出解释，也就解释了所有的革命……同样的现象是通过相同的规律反复出现的“（1822年5月25日）。
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
这两条宿命论的基本原则贯穿了米涅的全部《法国革命史》。
变革的必然性：
变革是生存的本质所在，世上不存在不变的历史。
革命都服从于一种合理性：“（革命）从来不是任性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区区小事而闹得天翻地覆。”
暴力的必然性；
暴力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同社会阶级的冲突也是紧密相连的；
分析暴力的发生，就是解释“革命的进程”。找出暴力的伦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在
米涅
看来，革命暴力是件坏事，但它是必要的坏事。然而他在追溯这件坏事的根源时，发现了它的合法性：
“如果说革命在世界经济中是完全必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灾难就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反抗这种必要性的人，而不是运用暴力的人……应该用血泪控诉那些武装起来压迫别人的人，而不是控诉为正义而战斗的人。”
（1822年12月8日）在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出版）里，他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
从历史的必然这层意义上看，革命不仅在发动阶段，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次变革势在必行、并且时机又已到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一切事物都会促使它成功。”
1789-1791年的第一次革命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革命。
它是使法国制度同“新的利益和需要”（即资产阶级的）协调起来所必需的。
1792-1794年的第二次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
它是由国内外贵族反革命的抵抗挑起的，它服从于暴力的必需，是革命政府和恐怖的“可悲的必然”。
“特权等级曾企图阻止革命，欧洲也曾试图使它屈服，而当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掌握最高主权，而外部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然而，尽管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目的还是达到了：
旧社会在革命中被摧毁，新社会在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
基佐和梯也尔、米涅遵循同一路线。泰纳认为，基佐是“哲学派”和“思辨历史“最出色的历史学家。
在《法国史论集》的第4篇（1823年出版）里，
基佐
强调政治制度是由“礼会状况”、各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人的状况”决定的，而归根结蒂，“人的状况”是由“土地的状况“决定的：
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阶级关系，人的地位和国家的结构。
1826年，
基佐
开始出版他的《英国革命史》。他说：
“人们或是为之庆贺，或是感到涴惜，或是祝福它们，或是诅咒它们，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这些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些人把革命同历史完全隔开……让它们单独承受咒骂或享受荣誉。现在是抛弃这些幼稚骗人的空话的时候了。”
这两场革命都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
“（革命）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全都是在它们爆发前曾被千百次说过、希望过、做过或尝试过的。”
在他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集》里，基佐早已强调
“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甚至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
这些根源，主要应该从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中去寻找。
1828-1830年间，
基佐
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明史》。他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看做法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人民大众和贵族之间，资产阶级慢慢地确立起新社会的框架，并且使新社会的思想逐步明确。
1789年革命则是对这个新社会的确认。
“人人都知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它是法国文明最积极、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归根结蒂，是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特性。从社会的观点以及从它同我国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逐渐扩大，其地位不断提高。它首先是有力地改变了、然后是战胜了、最后则是吸收或几乎吸收了其他所有阶级。”（第46讲）
对社会冲突进行的精确分析，使基佐能理解
法国革命与上一世纪英国革命不同的特点。
“上层阶级盲目的争斗使建立自由政府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与贵族不是团结起来抵抗专制主义，或建立和实行自由体制，它们各自为政，势不两立，热衷于互相排斥。一个阶级拒绝实行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反对任何优势。”（1857年版的前言）
整个这段话都是需要引述的。基佐最后总结道：
“贵族和资产阶级未能一致行动以便共同获得自由和强大起来，他们使自己连同法国一起陷入了革命。”
因此，
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
大家都知道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
致魏德迈信中的这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332。——译者〕
马克思
在这里所指的是
基佐
，还有
奥古斯坦·蒂埃里
。他在185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称奥古斯坦·蒂埃里为“法国历史编级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何等重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是如何对国民公会感兴趣，以致曾一度想撰写这段历史。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
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
马克思
开始探索那个有能力要求取得全面优势的“特殊阶级”的特点。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
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
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阶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2。——译者〕
在这后面的几行话，很明显是引述
西埃耶斯
及其小册子里的话。
那么，
这个“一般障碍”是什么呢？
答案就在《共产党宣言》中（1848年出版）。马克思在他一段著名的话里提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提请注意这句话后，他强调：在18世纪末，现存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所有制以及农业和手工工场的组织，
都不再适应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秷桔。
“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因此，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
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
这样，
马克思
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并得出结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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