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从实际政务需要出发，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五次御驾亲征，杨荣、金幼孜均充任重要的随行参谋，杨士奇则职任留守，辅导太子主持政务。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代二十二年间，内阁学士的品秩虽然一直仍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所起的作用，已非官拜二品的六部尚书所能比拟，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参加高层次的商讨审议，由皇帝裁定后，谕令六部遵行。
到了仁宗朱高炽洪熙时期，和宣宗朱瞻基宣德时期以后，情况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在位时，甚至在英宗朱祁镇统治的早期，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即俗称的"三杨"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轻皇帝缺乏治理经验，不得不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处理，内阁大学士的发言地位和裁决政务的权力无可避免地逐渐提高。"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
有一段时期，内阁制度是能较正常运行的，无论在君臣抑或同僚关系上，都尚较协调。诸如在仁宣时期以至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初期，被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在英宗后期天顺年间的李贤、吕原、彭时；孝宗朱祐樘弘治时期的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这样的内阁成员群体中，一般尚能以国事为重，能够出自公心以辅政，有时对于在位皇帝的不谨言行和任性，也还能起到谏阻劝正的制约作用。当然，这也决定于在位皇帝的人品素质，和是否具有纳谏迁善的雅量。自永乐至正统初期约六十年间，是明代内阁制度较稳定运转，有裨益于治道的时期，明代前期一度出现过的"仁宣盛世"，是与内阁制度起过的积极作用有关的。甚至到以荒淫浪荡著名的武宗朱厚照正德时期，也形成过以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人的内阁组合，曾同心合力谏阻朱厚照的胡作非为，抵制过他一些极端狂悖反常的措置，多少减缓了社会和政治危机，在非常艰难困蹶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大局。这个时期的内阁和大学士，虽然也经受过不少挫折和困难，但其地位仍在持续上升，大学士的官阶逐渐晋升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得请示大学士，实际上又演变为内阁的属吏，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各部、寺、院、监的体制，内阁大学士已经偃然如同汉唐的宰相，仅是不居丞相名衔而已。
从上述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很清晰地说明三点：第一，作为辅佐皇权以实现统治的部门和人员，不论是称为中书省抑或内阁，也不论被委任为丞相或贬降为学士、大学士，都是在当时体制内有存在的客观需要，不是任何一个"英明神武"之君所能撤废的。第二，内阁制度本身职、权、责、利四者的嬗变，又是因时因事因人（包括君与臣）而发展的，其中的差异幅度很大。曾先后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的人物，在明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上都占有过相当的地位。第三，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原因，由于"祖制"难违，也由于各届皇帝便于驾驭，内阁制度一直没有取得法定的独立的地位。它自始至终，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属物存在和运行。内阁与皇权虽然存在诸多矛盾，有时还非常尖锐，但总未能摆脱皇权的重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