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深度卷入的中国, 不能机械地固守国内谈‘内循环’”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2-2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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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了原材料和制成品“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弄潮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然而，这也引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疑虑和排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政期间对华发起“贸易战”，而在拜登担任总统后， 美国继续对华推进“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战略，实际上就是从以往的全球化进程中脱身，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新议程。 面对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美国挟持其他西方国家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近年提出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与以往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主要以客体身份参与全球化进程有别，“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先导和牵引，中国在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需要以主体身份发挥更大能动作用。 “双循环”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该如何走？美国19世纪通过国内循环实现工业化、经济崛起和推进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仍有启示价值。

▍ “美国学派”与“隔断”发展

中国以往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发展，其发展战略之要，在于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及面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这符合最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预设，它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圭臬。 然而，它与19世纪以来一些顺利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普遍经验，却并不相符。 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ss）通过研究欧洲国家以往的发展历程，指出工业化有两种进入路径：一种是联系型战略，即发展理论通常主张的，一个国家为寻求更好发展，应当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进程；另一种是隔断型战略，即第三世界国家在追求发展的初始阶段，应当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脱钩，与此同时主要致力于拓展国内市场，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争取集体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能审慎地选择联系型战略，与发达国家合作。森哈斯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指出，欧洲那些实现发展突破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曾选择过隔断型战略，是在与世界市场或多或少显著脱钩的时期，才取得工业化的成功。欧洲如此，美国又是如何？在《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流行之见大相径庭的19世纪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图景。

与人们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异，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并非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相反可能是制约因素。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度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关税税率和对外资的态度：给对外贸易设置较低关税和允许外资低门槛进入，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反之表明经济开放度较低。崛起时期的美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开放型经济体，而是在相对封闭中发展的。在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段，当时世界曾经历一轮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国和欧洲推动，美国对此做出的选择并非“融入”，而是“隔断”，也就是有选择、有限度地参与全球化，甚至刻意与其保持距离。整个19世纪，美国都维持了很高的关税水平，这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更是如此。1890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与当时的全球化浪潮保持距离，还体现在它对外资及对外投资的态度上。南北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为了躲避美国设置的高税率，加大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FDI），但外国直接投资在最大时也只占美国总投资的10％，而当单独考虑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时，如果再考虑到1870~1914年间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就更小了，远远达不到控制美国经济的程度。

19世纪美国选择隔断型发展和实现经济崛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通过培育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赫德森在其书中，描述了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 “美国学派” ，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时，美国才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融资，美国因此不需要依赖国外市场 ，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和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们高度重视关税保护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并认为工农业间可以形成互哺关系。著名出版商马修·凯里（Mathew Carey）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The New Olive Branch）一书中，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George Tibbits）和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的支持，他们在国会大力宣传凯里的主张。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Henry Clay）同样赞同凯里之见，他在1824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体系” （American Systems），其主要使命是鼓励东北部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美国本土的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像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那样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其制造业立足于国内市场完成了工业革命”。为培植全国性市场，美国在19世纪格外重视全国性交通体系的建设，以连通南北东西，使全国成为一个经济体系。此外，很多人可能以为1862年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农业司（1889年改为现名：美国农业部），是在农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设立的，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为工业化而生的标志性机构和制度设置。为启动内需、深耕国内市场，19世纪美国那些倾力推动工业发展的人士对农业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西进运动，认为工业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农业的南方对建立农业部并不那么积极，但热衷于西进运动，以扩大农业种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