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推行《弟子规》的逻辑有三层：
（一）
它的不可替代性。《弟子规》是不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不学《弟子规》，就没法亲近传统文化?
（二）
它的可操作性。《弟子规》里面的规范，在当下现实中，是不是都该做，也能做到?
（三）
它的有效性。是不是真的能“学好《弟子规》”，就能“做好中国人”?
第一点就很存疑。中国传统社会教育从来是分层的。士农工商，士这种治人的“劳心者”，与农工商这些治于人的“劳力者”所受的教育，所用的教材，并不一致。当下奉为传统教育圭臬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其实是用于中下层“劳力者”的教育为多。我正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这里只举一例，就是大家熟悉（邵老师当然更熟悉）的鲁迅与三味书屋。
周家虽自称周敦颐之后，但十四代中只有四人中举，一人得进士，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两榜出身，也只做到知县，内阁中书还是捐的。所以鲁家不算望族，只是一般的士绅家庭。而周家的规矩，子弟发蒙，不读《三》《百》《千》，一开始就读《鉴略》，“既可识字，又可大致了解历史轮廓”，这在《五猖会》里有描写。然后就开读《学》《庸》《论》《孟》这四书。另外家里像《三国》《西游》《镜花缘》《封神演义》等书也不缺，还有任渭长画的《於越先贤像传》和《剑侠传图》，日本人画的《海仙图谱》。当然还有阿长给他买的《山海经》，祖父指定的《唐宋诗醇》，玉田叔祖私藏的《花镜》。而鲁迅自己买的第一部书是《毛诗品物图考》。
到了鲁迅进了本城“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是“本城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三味书屋的教材很特别，是当时新刊行不久的《曲园课孙草》，系经学大师俞樾做给他的孙子俞陛云（俞平伯的父亲）看的，周作人说此书“浅显清新，比较的没有滥调恶套”——那么哪些书是“滥调恶套”?
周作人又回忆说：“先生专教经书，不收蒙学，因此学生起码须得读大学中庸，可是商家子弟有愿读《幼学琼林》的也可答应。”《幼学琼林》是一部较浅的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的“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就出于其中。注意“商家子弟”一语，三味书屋门槛较高，主要收士绅子弟。商人有钱少文，子弟要入此塾，需要比本身用的教材进阶一二才行。由此可见，在彼时的蒙学价值序列中，《幼学琼林》位置远在《三》《百》《千》《弟子规》之上。
鲁迅读完《十三经》之后喜读野史杂说，《曲洧旧闻》、《窃愤录》、《玉芝堂谈荟》、《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等等。鲁迅少年时期最憎厌的
书是《二十四孝图》，后来在《朝花夕拾》里有专文。
这就是鲁迅从七岁到十五岁的阅读史。那时可还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播弄，可是不管是他喜欢的还是讨厌的
书目里，
根本看不到《弟子规》的身影。鲁迅开蒙读的任何一本书，以我之见，都比《弟子规》更能窥“传统文化”的门径，而且鲁迅的
书单
很全面，有图有史，有鸟兽草木，有诗文小说。照此去读，比背《弟子规》不知高级到哪座山去了。
还有一个例证，我读清代的小说或其它文学作品，从未见有人提到《弟子规》，更别说在文人生活里出现了。为防自己孤陋，我又特地去问研究明清小说的一位同事，她查了书，很肯定地告诉我：“弟子规、训蒙文（《弟子规》的别称），这三个字基本上没出现过。”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投影，从未出现这三个字，是何缘由?你当然可以辩解说，因为它像空气一样存在，故不会被专门提及，可是更像空气一样存在的《四书》却比比皆是。到了民国诸军阀提倡“读经”，也没见有《弟子规》列入其中。说《弟子规》代表传统文化，很难让人信服吧?
再说它的可行性。我上篇文章因为讨论家庭关系，所以特别关注分析它的“首孝悌”。很明显，里面很多观念，在当下社会既不可行，亦无必要。邵建老师说《弟子规》“渐入佳境”，对首章要“遗其形而得其神”，问题是，我实在看不出这本书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如此恋恋，宁愿中毒也要品尝河豚的美味?为了一半的好肉，就要去吃一颗烂了半边的果子?如果《弟子规》就此湮没不传，咱们的儿童教育，是否就会在迷雾中失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