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其实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转自：短史记-腾讯新闻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作者丨杜君立

编辑丨吴酉仁

1433 年，郑和在古里去世。1498 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中国人所说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卡利卡特。

梁启超据此发问：为什么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远航“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和下西洋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时代反响？

一、下西洋的目的

公元前210 年，刚刚完成大一统伟业的秦始皇，派遣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鸡飞蛋打的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以绝其滞留海外或者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郑和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就是印度洋（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西太平洋一般称为“南洋”，“东洋”即东海）。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传播帝国的恩德与威严。

朱元璋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三国来朝。朱棣夺位成功后，为营造合法性，极为看重朝贡之事，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一面“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一面赔钱赚吆喝，以“厚往而薄来”对友邦进行利诱和收买。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 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0000 文，足足高出10 倍。“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主动派出使臣“赏赐”友邦。这便是明朝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郑和的使命。

官修正史认为，郑和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全球通缉失败潜逃的建文皇帝朱允炆：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明史·郑和传》）

♦ 《大明帝国之诸夷图》）（部分）

郑和船队集中了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一般认为，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福船也是明朝海军的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 米。全船分4 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遇到敌船时，福船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射，往往能克敌制胜；再加上其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还可轻易地犁沉敌船。

此外，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蒙古化的中亚世界与元帝国之间的海上贸易频繁，通商国家达到一百四十多个，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其中，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从泉州出发，经南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他写于1349 年的《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国家达96 个。可以说，借助历史资料，郑和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对印度洋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而且，某种程度上，郑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

♦ 汪大渊《岛夷志略》，四库全书本

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郑和船队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二百六十余艘，其中大型宝船有六十余艘。整个船队除了作为主力舰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此外，总共27000 人的庞大船队，包括了官校、旗军、勇士、通事、买办、书手等各种职业者，仅医生就有180 名。

郑和的船队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组团，说它是军舰编队似乎更贴切。

二、政治性远航

永乐三年（1405 年）7 月11 日，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后，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暂时停泊，等候太平洋的西北季风。11 月，季风准时到来，船队便扬帆再度启航，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经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由此开始了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

这种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 次，持续了28 年。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满船全是从世界各地搜集的奇珍异兽——“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当然，每次也都带回一大群不用买船票的四夷贡使，他们其实也是一种“礼物”。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自古便以海盗闻名，当时称“麻林国”。永乐十三年（1415 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来中国，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麒麟如此“祥瑞”，无疑给皇帝带来“新装”般的惊喜。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

当年赵高指鹿为马，如今郑和将鹿说成“麒麟”，似乎更加高大上一些。

♦ 明代沈度（1357-1434）题《瑞应麒麟图》

此外，作为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郑和舰队据说曾四次海外用兵：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被迫自卫反击，擒获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 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 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 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5000 余人被杀，陈祖义等三名海盗首领被押回国内正法。

与这些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的航海探索，反倒算不得什么——这支豪华舰队连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中国台湾的古称），都没有详细地勘察和记录。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会更乏善可陈。据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王士性：《广志绎》）由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00 万两。

郑和下西洋，丝和瓷是主要的输出商品，进口以香料为大宗。一时之间，香料堆积如山，“充溢库市”，朝廷只好以此折赏和折俸，作为文武官员和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七年（1471 年）才用完，招致朝廷上下怨声载道。

三、劳民伤财被叫停

永乐十九年（1421 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恰逢耗费巨大的迁都，明朝财政濒临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便成为众矢之的。郑和舰队最后一次出航（1431年），是宣德皇帝下令将滞留在中国的十几国供使送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再后来，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有记载说：

对此，黄仁宇先生也极为认可，即缺乏利润支撑是郑和航海悲剧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明朝叫停航海的原因，与美国停止送宇航员登月一样——那里没有东西能证明值得支付如此大的成本。

多年后回首这段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带动了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不是殖民运动。沿着郑和走过的海道，大批中国人走出了国门。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向南洋移民者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却如过江之鲫。200 年后，明万历三十一年，已建城32 年的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0000，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 人。当时的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

帝国体制下，这种民间自发的移民行为，从未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的行为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和迫害。郑和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弃民遭受了无数杀戮和屈辱，却不能换来帝国的同情和谅解：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为了争夺香料贸易，强征250 名华人，远征南方摩鹿加，与荷兰人作战。据《明史·吕宋传》记载：“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华人不堪虐待，半夜举事，杀死了西班牙总督拉维扎列斯，有郭惟太等32 人逃回中国。明廷闻报，将郭惟太等人逮捕后，送回了马尼拉。

四、梁启超之问

1433 年，郑和于最后一次出海途中，在古里去世。1498 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中国人所说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卡利卡特，东西方历史在同一个地方不期而遇。

再后来，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以致于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中无限感慨地说：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明史·食货志》开篇就说：“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明帝国是在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

海禁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大大超过海盗的掠夺。但朱棣根本不把贸易放在眼里：“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明史·食货志五》）这种贸易封堵，最后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走私的暴利使人们铤而走险，走私集团逐渐与暴力集团合流，演变为“海寇商人”。

其中，“海寇商人”汪直（王直）鼎盛时称霸东海，领众数千，船舶数百，其海上势力无人望其项背。他在给嘉靖皇帝《自明疏》中写道：汪直并非歹人，相反，从事海上贸易，与人同利，为国捍边；政府应开放海禁，民可获利，政府可收税。汪直最后被明朝当做海盗设计杀害，落得身首异处。一处民间纪念汪直的塑像旁有一联曰：“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万历二年（1574 年），在明朝军队的镇压下，另一位海盗首领林凤，也率战船62 艘、战士2000 人（其中有许多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 人和妇女儿童1500 多人，装载大量的农具、种子、牲畜离开澎湖，逃往了吕宋（今菲律宾）。林凤船队于当年11 月29 日抵马尼拉湾。三年前，西班牙人占据了马尼拉，开设总督府。当林凤军队与西班牙军队打得你死我活时，福建巡抚刘尧诲派遣把总王望高等来到吕宋，与西班牙人联手。内外夹击之下，林凤此次移民活动流产，最后不知所终。

林凤与西班牙人的吕宋争夺战，在中国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大概这对当时明朝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但反过来看，林凤却让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西班牙人如临大敌，惊恐不已，故此，这段事情被门多萨用相当篇幅详细记载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中。

读历史不能苛责古人，但以今观古，难免让人无限感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制造了海盗，反过来，海盗泛滥又使帝国进一步加强了海禁。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 年），建造两桅以上帆船即可被处死；25 年后，朝廷下令销毁所有海船并逮捕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浙江巡抚朱纨以铁腕治理海禁，一次查获走私后，将所有96 名船夫“就地正法”。明朝的海禁不只是不许造船和不许下海，还将沿海地区的人迁移到内地，使距海50 里的沿海地带成为“无人区”。

朝廷希望用这种办法禁绝海上贸易，也让海盗得不到给养和藏身之处。但结果是出现了更严重的倭寇之灾。一些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中国东南沿海。一支50 人的倭寇小队，竟能“转战三千余里，所向无敌”。这些倭寇并不全是日本人，据说数万“倭寇”中，漳州和泉州人占其大半——《嘉靖实录》里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一些奉命“平倭”的官兵比“倭寇”更凶残、可怕，他们不仅滥杀无辜以冒军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干脆自己就是“倭寇”，他们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关系，通过走私或海盗活动发家致富。

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一部新历史》中，对后郑和时代如此评价：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 年），明廷终于决定“鉴前辙，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史称“隆庆开关”。持续200 年的海禁宣告废止，倭寇之害随之远去，东南沿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很快就回到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国的丝绸、瓷器风靡欧洲。晚明短短的数十年间，因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三亿多两，相当于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和火炮技术进入中国后，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军事文化生态。

这一切，都是郑和七下西洋所未曾实现的。

本文摘选自《历史的细节：帆船、海盗与世界》，杜君立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

作者简介：杜君立，通识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历史的慰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