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工系列十三】从冲突走向合作：社会工作与工会关系的演变史｜社论前沿

社论前沿 · 科研 · 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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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企业社会工作系列推送纽约大学教授Shulamith Lala Ashenberg Straussner和Norma Kolko Phillips于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社会工作与工会的关系：冲突与合作的历史》，本文重点考察了这种关系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性质。

这是社论前沿第S806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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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职业社会工作领域的关注增加，工业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工作者培训和就业的重要场所（Akabas, Kurzman and Kolben, 1979; Kurzman, 1987; Ozawa and Alpert, 1981）。虽然有许多文献揭示了社会工作与工业之间的历史关系（Brandes, 1976; Carter, 1977; Popple, 1981），但是关于社会工作者与工人运动的文献资料却寥寥无几。

本文对社会工作与劳工组织之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历史分析。在此期间，二者在冲突与合作之间频繁转变。直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社会工作和劳工组织才开始减少对抗关系，逐步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互惠互利的关系。本文将进一步阐述社会工作与工会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从冲突走向合作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劳工骑士团与慈善组织的矛盾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和科学的快速发展，加上内战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Hofstadter, 1977），导致了工会组织和以“科学慈善”的形式开始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出现（Trattner, 1984）。

南北战争之前，曾有许多劳工组织的失败尝试。例如，早在1792年，费城就建立了一个不知名的鞋匠铺，仅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Taft, 1964）。1794年，制鞋商再次组织了属于自己的联邦协会，这个协会进行了多次罢工，一直活跃到1806年，当时一些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共谋提高工资”（Boyer and Morais, 1955, p.16）。同年，印刷协会成立，为其会员提供一般援助和死亡福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各种手工业组织成立了许多地方慈善社团。但是，由于这些社团的地方性质、奴隶和契约劳动力的可得性，导致它们在1827年和1857年严重衰退，而且被认为是“利用武力作为颠覆社会的阴谋手段”（Boyer and Morais, 1955, p. 16），这严重限制了内战前崭露头角的工会运动。在内战后的联盟中最重要的是劳工骑士团（Noble Order of the Labor Knights）。它成立于1869年，与以前许多劳工组织不同，它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技能和职业，向所有工人开放入会资格。该规则试图确保劳动者获得更多财富份额，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多的社会优势，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特权（Taft,1964, p. 87）。该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关心童工，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天八个小时，并保证男女工人同工同酬。

虽然劳工组织在不断发展自己，但现有的社会福利组织也在努力。1877年，在纽约布法罗建立的慈善组织协会迅速扩展到每一个城市。这些组织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在社区中开展慈善活动，并为客户提供道德救济。他们试图将现有的商业方法应用于慈善事业，并在商界和专业人士中找到了最大的支持（Trattner, 1980）。虽然劳工组织和慈善组织社团几乎是同时发展的，但社会对二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劳工组织被认为是造成劳动群众“走向贫困和绝望”的社会制度（Schonfarber, 1890, p.59），而慈善组织中由于许多成员都属于上层阶级，所以该组织被认为侧重于“试图减轻穷人的痛苦”（Schonfarber, 1890, p.58）。

早期的工会与社会福利组织之间的价值冲突也表现在他们对罢工采取不同斗争工具的意见上。罢工者，甚至他们的家庭，都没有被视为慈善的“有价值的接受者”，却被视为“既没有获得同情也没有得到援助”的人群。

工会和睦邻组织运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条件和社会规范的变化影响了劳工运动和社会福利领域，二者间的鸿沟逐渐缩短了。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劳工骑士团走向没落，它的消亡是无数内部政策问题的结果，也与工会想要追求“纯粹而简单的”发展目标相冲突，这些工会关注的是在特定贸易中工会成员的具体需求，而不是全球化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迅速发展的新工会组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联合会，后来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AFL）。AFL是在Samuel Gompers的领导下于1886年正式成立的一支由工艺精湛的工人组成的工会联盟。AFL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专属管辖权”，认为只有一个工会才能在特定的贸易中活跃起来，从而消除工会之间存在的竞争（Fitch, 1930）。由此产生的团结赋予了工会一些实现目标的权力，例如逐步减少工作时间。此外，由于工会成员对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产生了不满，工会领导者开始为他们的会员建立了福利制度，工会开始提供养老金，以及在疾病、残疾、死亡和失业等方面的福利。虽然这样的福利是以最低限度为标准的，但工会的规定已经表明提高工会成员的社会福利也是劳工组织的重要目标之一。（Munts and Munts, 1968）。

19世纪90年代初，这个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工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也引起了社会对现行商业方法的批评，舆论第一次向工人这边倒戈，支持工人追求更大的经济安全。由于企业腐败和员工待遇的不平等显现，工会运动获得了认可。从1897年到1904年，工会会员人数从不到五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多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四百多万美国工人是工会会员，在此驱动下，旨在惠及工人的立法在联邦和州两级也都有所增加（Taft, 1964）。

在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福利领域也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影响，以至于简·亚当斯称之为“慈善事业和激进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时期（Addams, 1910, p.1）。睦邻组织运动与工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导致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莉莲·瓦尔德（Lillian Wald）在内的一些睦邻运动领导人在全国妇女工会联盟(Christman, 1930)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与了其他工会的形成。但是，睦邻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联盟却是短暂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守时期，睦邻组织运动退出了政治活动。专注于心理动力学理论的社会工作将关注点从社会经济环境转向社会个案，这导致工会再次对社会工作产生了怀疑。劳动者对社会工作的信任被许多个案工作者的活动所动摇，这些工作者无意中破坏了工会的努力。例如，工会成员并没有善待社工，因为这个社工对个人的关心导致他建议一个失业的人“出去申请罢工”。同样，当工会为了获得六天的工作周而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家庭个案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发现“实际上在给雇主写信，要求他给员工一周七天工作，因为他的大家庭和其他并发症有显示出对增加收入的渴望”（Scott, 1929, p.358）。

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工作与反对工会

斯图亚特（Stuart Brandes）将“福利资本主义”定义为“任何既不是行业必需，也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对员工所提供的舒适的服务”（1976, p.6）。促进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保护工业不受工会主义的影响，“反工会福利的意味在这里是明确的”（Brandes, 1976, p.3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防御产品的需求增加和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使工人处于新的地位。随着工会成员人数的增加，劳工运动也变得越来越激进。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巨额利润的商人对工人的需求感到恐惧，于是他们扩大了福利项目。商人们希望通过让工人认识到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来改善旧工业主义的形象。一些公司为福利项目支付了巨额开支，包括建造学校、操场，增加来访的护士数量、事故预防、养老金和救济受伤雇员等方面（Brandes, 1976）。另一种受欢迎的福利资本主义是工业社会工作的早期形式，旨在帮助女性雇员。许多公司雇用了 “社会福利”秘书，其职能通常分为四类（Brandes, 1976; Carter, 1977）：一是身体福利，包括对工人的健康、安全、卫生和住房的责任；二是文化福利，解决雇员在娱乐、学习、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需求；三是经济福利，包括管理贷款和养老金，员工的雇用和解雇，工资设置等；四是个人福利，涵盖工人及其家属的个案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持者、倡导者和治疗者等角色的运用（Popple, 1981）。在1919年对美国最大的431家公司的劳动统计局调查中发现，有141家公司聘用了全职福利秘书，154家公司与外部机构签订了社会工作服务合同（Popple, 1981）。这种早期的工业社会工作者成为了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工具，在社会工作者为员工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也向雇主提供了员工对公司的看法、个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工会活动和工会组织者等信息（Brandes, 1976）。

工业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工业对劳动力的依赖，加之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致使福利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衰落。经济大萧条给工业带来的财政负担以及罗斯福政府为保护员工权利对工会支持的立场是压垮福利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工业角度来看，社会秘书的作用已经过时（Brandes, 1976）。于是，随着工业社会工作关系的解散和工会的合法化，劳工和社会工作之间展开了新的联盟。

转折点：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机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十年间，社会工作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转变，使得它与工会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工作者的工会化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工作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32年开始，在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组织下，社会工作者发展成为六个不同工会的成员。虽然不知道有多少成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但这些工会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有明显提高(Moore, 1949)。公共福利和志愿者机构的雇员，于1934年加入了新成立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CIO)，并成立了工会社会工作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重新安排了工会对社会工作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工作，并安排工会参加全国社会工作会议（Moore, 1949）。

与此同时，影响工会的重大转变也被描述为“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十年”（Haber, 1966, p.105）。瓦格纳法案的联邦立法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成立，缓和了劳工组织对政府的敌意态度。工会努力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改善劳动力的地位，提高其经济地位，并保证其获得更多收入份额（Haber, 1966）。1935年到1943年间，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三倍（Brandes, 1976），以前曾经怀疑政府试图参与贸易协议事务的工会开始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政策都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Fitch, 1930, p. 333）。

工会和社会工作行业都参与了工人社会保险法案，国会议员Lundeen于1934年向国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虽然这项法案在国会被否决了，但却激起了公众对失业保险问题的兴趣，并最终影响了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内容和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工业组织大会的发展，劳工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成为各种社会团体和议会的重要贡献者（Deutsch, 1944）。工业组织大会主席Phillip Murray于1944年指出，在国家、州和地方各级社会服务机构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中，有超过4000名的工会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工首先是由工会直接雇用的，工会和社会机构的合作，促进了战争年代里娱乐、保健、儿童福利和工人教育服务的发展。

结语

在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劳工组织和社会工作为了打击共产主义分子，曾有过联盟。但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联盟却不复存在。在20世纪50年代，工会和社会工作领域都开始转向内部，统一和加强各自的组织。于1955年，各种社会工作组织合并到国家社会工作者组织，同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工人代表大会也合并成为一个拥有1500万工人的会员组织。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是促使社会工作与工会在20世纪60年代合作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会成员和社会工作者都受到了经济保守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了它们之间基于相互需要的联系。

今天，工会已经认识到社会工作者为他们日益增加的老龄化成员提供服务的重要性，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认识到工会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数据显示，截止到1984年底，全国有14个不同的工会雇佣了79名社会工作者(McManus, 1984)，他们的人数还在继续增长。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私营企业雇佣的社工人数也增加了，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以下问题：社工能够同时服务于工会和管理层吗？假设在一个福利资本主义的情景中，社会工作者是会被管理层用来反对劳工组织，还是被劳工组织用来反对管理层，最终导致双方都不被信任？在这个联邦政府缩减社会福开支利的时代，劳工运动或私人产业将在多大程度上为工人提供必需的社会服务?工会和私营企业能否与社会工作专业一起为工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答案是未知的，也有许多可能，但我们必须记住社会福利和工会组织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格局。今天就像过去一样，工会和社会工作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利益。但我们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联系的脆弱性，如何让二者的关系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位教育者、研究者、实践者的思考和努力。

参考文献：

Shulamith Lala Ashenberg Straussner, Norma Kolko Philli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Labor Unions: A History of Strife and Cooper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1988,15(1):105-118.

编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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