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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4万字讲话背后

君临财富  · 证券  · 4 年前
 

文   |   君临团队

5月21日,全中国的注意力都被一位讲着一口浓重贵州口音普通话,面带自信微笑,侃侃而谈的豁达老人所吸引。

那天,华为CEO任正非接受了国内众多媒体的采访。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节骨眼上,风暴旋涡中的华为自然是公众关心的对象,很快,他们就被这位七旬老人朴素直白的所思所言征服。

这一次,网络上没有太多争议,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佩服这位“活明白了”的苦难英雄。

这有点非同寻常。

按理说,在庙堂之上,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人微言轻,登不了大雅之堂。

但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他谈理想、谈开放、谈教育、谈主义、谈人才、谈家庭。

4万多字的文字稿如果通读下来,不知道读者们发现没有。

他谈了一些本不该由他来谈的问题。

熟悉国内对内容行业进行“窗口指导”惯例的读者应该清楚,讴歌谁、批判谁、突出谁、忽略谁,从来不是行业自身所拥有的权力。

许多人从他的话中,读出了别样的感悟,更多人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

君临今天不谈感想,只想就一些“不该由他谈的问题”,思索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景。

 1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超级301条款,对日商品征收最高可达100%的关税。

次年,老布什政府提出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SII),要求日方改革相应的国内体制机制。

这个“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结构性改革方案”。

协议列举的日本结构性障碍有:

过度的储蓄超过投资、产品分销体系、土地使用政策、嵌锁式的商业关系(财团)、容忍商业卡特尔和其他反竞争行为、定价政策。

一时间,日本满朝文武,纷纷惊呼主权被干预,尊严被践踏,政务次官及以下官僚团队纷纷指责内阁干什么吃的。

社会舆论强烈反弹,甚至将其比作:

“美国对日本的第二次占领”

日媒上阅读量、转发量最高文章的主旨是“日本可以说不”

是不是很熟悉?

前段时间,制裁华为升级后,央媒放起了抗美援朝的老电影,胡主编评论起二十年前的大使馆。

理性爱国骂了激情爱国,“带路党”揶揄了“小粉红”,有人捏着拳头,有人高唱赞歌,朝野议论纷纷,整个社会思潮泛起一丝混乱的沉渣 。

而任正非在回答财经杂志关于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爱国情绪的问题上,却如此回答:

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大家知道,中美争议的核心之一,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开放不足的领域呢?

实际上,对外开放是个很广的话题,涉及面非常广,诸如关税、市场准入、资本兑换、知识产权保护、移民政策、内容审查等。

我们就列举几个明显的:

1、关税

争议之前,总体上中国关税水平约为美国的2倍。

加入WTO以来,虽然我们总体关税水平不断下降,中美关税差额持续缩小,但仍高于美国。

2017年中国平均关税为9.8%,加权平均税率为4.4%,较加入WTO时分别下降6.1和10个百分点。

2018年11月1日,我国进一步下调关税,总体关税水平降低至7.5%,中美平均关税差额进一步缩小,但仍高于美国4.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行业产品关税高于美国,其中初级农产品关税更是大幅高于美国,工业品、零件、材料关税略高于美国。

来源:WTO,恒大研究院

而且就免税产品来说,我们免税商品种类占比仅7.1%,对比美国,这一数据为46%。

免税商品中,又以生产资料居多,涉及民生领域诸如消费品、电器等几乎没有。

反观美国,除乳制品、烟草及服饰等少数商品需征进口关税外,其余涉及民生用品均大范围免税。

日本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高价农产品牺牲了全体国民的利益;来源:《日本的农村问题及农业政策》

换言之,未来涉及民生领域,我国还存在显著的降税甚至免税空间,对减少顺差,促进消费有积极意义。

2、市场准入

与美国相比,目前我国制造业基本对外开放,限制主要集中于汽车等少数行业。

问题的关键是服务业,开放程度极低。

具体行业看,我们在电信服务、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均存在明确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

如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文化经营及新闻信息服务、新闻广播等行业。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1%。

除此之外,还有行业管制、业务牌照等隐形管制,比如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电信网络、快递等。

有意思的是,总体上,虽然美国在市场准入程度上大幅高于我国,但因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正在开历史倒车。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作为对外商投资审查的主要机构,这几年疯狂捞权,势头正猛,新增了大量审查内容,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行阻止、拖延之实。

而我国则在进一步加大开放,金融、汽车等行业外资持股限制,已在分步放开。

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是,电信、医疗、教育和文化等行业也将加快开放进程。

3、资本兑换

虽然十六大我们就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但实际上这十多年,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呈龟速不说,还存在进一步退几步的现象,具体到这几年的海航万达,还存在原始且粗暴的“窗口指导”。

中国在交易及汇兑环节限制较大,40项资本账户项目中,可兑换项目仅8项,占美国可兑换项目的 1/4。

从IMF发布的衡量资本账户名义开放程度的指数来看,美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标准1,而中国仅为0.16。

很明显,无法自由兑换的人民币,不会成为世界货币,更把自己隔绝在资本全球化之外。

目前,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3%,人民币占比仅为1.2%。

你也许要问,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似乎没有妨碍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别忘了,这是一种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自己消费不了太多,而为全球输出商品,换来低收益美债带来的畸形增长。

自己又劳累辛苦不说,还因对几乎所有国家保持贸易顺差而遭到千夫所指。

实际上,这是目前人民币信用框架下,已走到极限的反应。

而人民币信用这个领域,需要我们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相关观念,来理解开放对它的意义,也是我们梳理当前如何进一步开放的一条核心线索。

 2 

早期的人类交易,依靠实物货币,主要是金银。

但金银有限,是典型的存量竞赛,这就造成了早期人类政府组织的关注点在于劫掠和防卫。

在一个暴力充斥、机关算尽的丛林世界中,无法形成稳定预期,政府信用是不值钱的。

直到人类社会产生了一个基因突变——英国光荣革命以及随后诞生的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以债券形式借钱给政府,让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源进行如对外战争之类的“大事”,而国债的国内外投资者、军火商、拥有更好后勤装备的军队,“屁股”就坐到了一起。

反观老对手法国,即使有更多的人口和GDP,甚至有欧洲最强陆军,但缺乏信用,战时只能靠加税筹饷。

加税的结果,只能是人民怠工罢市,隐匿资产,甚至陈吴并起,帝国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根本不是已完成进化者的对手。

而这套玩法要持续,要求只有一个——守信。

此后,盎格鲁-萨克逊系的政府,不再是信用的破坏者,而成为信用模范,乃至背书人、守卫者。

政府信用开始有价值了,这就是主权货币的萌发。

但那时国际之间还是金本位时代,黄金仍代表着信用,财富。

那么也迫使国家之间仍然是存量竞争,你争我抢,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盛行,极易引发周期性经济大波动,内部矛盾一旦向外转移,很容易擦枪走火,滑入热战。

所以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伟大导师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

直到又一个基因突变——美元不再挂钩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当然,人类最终摆脱黄金信用的桎梏,要感谢英国俊男凯恩斯的理论准备,其政府干预理论最大的贡献,即是释放公共债务,形成国债地方债,从而接替黄金,完成了新一代信用货币的闭环。

说到这里,就要厘清一点,货币本质上不是我们直觉上以为国家印刷的“交换工具”,而是起源于债务。

打个比方,一个人发现商机,从银行借贷10万,在储户的存款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凭空多了10万。

正是因为这个创造机制,而非所谓“货币增发、央行注水”是政府印钞搜刮民间,所以我们目前183万亿的M2,远超GDP多年,却没有产生严重通胀的原因。

货币并非央行印刷,而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商业银行共同创造的。

但每一笔贷款,总有一个期限,到期付息偿还,“浮存”的货币消灭,从而形成信用货币的闭环。

贷款创造货币,还贷消灭货币。

换言之,货币就是信用的“实物化”表现。

所以支持信用扩张、财富爆发的,本质上是赚钱机会,是投资收益率,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主动创造,摆脱了那绵延千万载的黄金诅咒。

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搭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主要国家之间的技术、资本和商品可以流动,大家可以放心地嵌入到这个经济框架里去。

无穷无尽的人类创造以信用形式倾泻而出,在全球化的风潮下,人类因信用交换而紧密的将屁股坐到了一起,全球化取得空前成功。

世界不再是零和游戏,存量竞争。

拿命去抢钱,不如想想如何生钱。

别的国家繁荣起来,自己也会有更多的贸易,也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很难想象,你会对你的股东、客户、供应商动刀动枪。

在人类的历史上,灾难、恐惧、战争才是常态,布森体系解体以来,全球罕见的维持长达四十年的和平与繁荣,能解释这一切的,正是金融底层算法的更新。

真正的系统性风险,是到期无法偿还本息导致的违约,导致信用循环崩断。

典型如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

银行唯求自保拒绝对企业放贷,甚至拒绝对同行拆借,而最终结果是人人都保不住。

资产价格暴跌也没钱接盘,企业周转不动成批倒闭,满大街失业工人,消费停滞,社会冰冻。

有了这层现代金融底层算法的认知,才有助于理解当下的开放所面临的复杂环境。

 3 

现有人民币信用机制成型于91年进京那位上海官员兼任央行行长的时代。

大框架是以美元信用为基础,央行独立于财政,重要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这些举措排除了大部分行政干扰,确立了人民币信用。

而信用货币的循环,具体依靠两条腿走路:

一是逐步释放土地,用基建、城镇化和房地产带来信用增量;

二是砍掉化工、轻工、冶金等所有工业行业部委,放开制造业准入,发动群众搞生产,依靠出口获得美元信用增量。

这套对内收割消费,对外收割美元模式,刚开始还好使,用低成本商品大规模冲击海外市场,再去买低收益美债。

中国体量巨大,引发的冲击也大,美国的反弹也在这里。

由于还存在大量管制,赚钱机会稀缺,国内消费萎靡,下不了太多进口订单,只有买债压低人家的长期利率,给人家带来资产泡沫的风险。

如果自己的资本普遍认为可选择的投资机会太少,宁可购买外国国债,那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就业、财富、税收都将长期走衰。

同时,稀缺的是赚钱机会,而不是你那笔外储,大量的囤积美债,不仅打断了别人“订单—企业—工资—消费”的信用循环,搞出了“铁锈带”不说,还将水抽到另一个债务池里。

所以说那帮喊叫着把减持美债当武器的,是真蠢。

时间很快来到08年,危机当头,当时央行学派应对危机的主流建议:

一是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放水;

二是财政政策,用裁员、关停并转方式自发出清,并进行大减税,激活民间投资热情。

但结果实际上只是单边放水,08年M2是47万亿,09年就飙到61万亿,13年突破百万亿大关。

有了“借贷创造货币,还贷消灭货币”的认知后,我们知道,贷款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贷款形成的资产有未来营收,欠债机构个人能还款就没问题。

比如投入到任正非再三强调的教育领域,形成的长期人力资本。

真正的麻烦,是还不起。

问题的关键就来了,这些大量新增货币,多数以贷款形式流入国企、基建。

尽管上面喊破嗓子,趋利避害心理驱使下,银行就是不太愿意贷款给民企。

国企和基建,政府隐形背书旱涝保收,这才是银行眼中百分百的优质生意。

道德风险,扭曲了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

国企的低效暂且不提,基建带来的经营现金流是否充沛,够不够还款,还需要民间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意愿。

更恶劣的是,对于很多“表外资产”来说,凭本事借的钱,就没想过要还。

去年央行怼财政“不减税的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的问题就浮现出来。

不减税,意味着增量被政府拿走更多,企业赚的少,投资和雇佣意愿低,工人收入停滞,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上不去。

结果是一部分中小民企被债务压垮,其余民间投资意愿也急剧下降,GDP陡降一个台阶,甚至很多低效国企也在关厂、下岗。

银行的不良率也在持续攀升。

老信用循环这一套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减税为手段藏富民间,以放松管制释放机会,以国债扩容抗赤字、置换国企地方债的新信用循环模式迟迟无法落地。

空气中已弥漫着债务危机的味道。

A股也在那几年用让人绝望的低迷,充分反应了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接着,我们便等来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开放和改革,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开放是手段,改革才是目的。

 4 

去年3月23日,川建国宣布对6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

国内媒体渲染此事时,着重宣扬吸引眼球的这句话“这只是开始”,实际上,他还专门讲了“我们要的是对等”,他觉得中方还没听懂,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镜子,要镜像。

在WTO几个原则中,其中一个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advantages,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

这是错误的,reciprocal本身是对等,mutual benefits才是互惠。

加入WTO以来,过去我们应对摩擦,套路就是凭着自己身板大,积极地组织采购、订单,给些糖吃,安抚下来。

但现在总统换人,国会同仇敌忾,国内也团结一致,不能让你拿小利益、小合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牵着鼻子走,永远妥协下去。

美方要求的“对等”,是“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对等”。

根据上文分析,其实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说白了,美方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

一是大量管制,约束国内投资机构的释放,阻止外资准入,内资出海;

二是重税重费,积累大量国资和财政收入;

三是对企业和行业提供比较强的政策支持。

在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我们绝对是赢家。

就拿竞争点集中在成本端的新兴制造领域来说,LED也好,光伏也罢,通过大量财政补贴,拉低国内企业成本,用所谓的“体制优势”直接击垮欧美相关产业。

把人家的鞋都穿完了,让别人走投无路。

如果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我们应该对有些国家逆差,有些国家顺差。

但我们现在对全球100多个国家是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这锅,是无论如何甩不掉的。

还是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与我们当前相似的日美摩擦。

实际上,早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之前的1986年,日本就发布了《前川报告》,基调是:

“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混乱的主要因素”

“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必须调整到GNP的2%左右”

报告里提出许多建议,例如完善社会资本、扩大消费、相应调整税收、开放国内市场,日元国际化等。

1993年细川内阁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结构改革,首先是筹建以放宽管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研究会, 清点细分的结果,日本的管制政策总数约11000项左右。

《平岩报告》更是简要鲜明的提出,原则上废除全部经济管制政策。

没有管制,就没有事干,事失权丢官帽飞。

可想而知,这几乎招致日本各省厅口头上的激烈反对,并在行动上拖延改革。

换言之,当时的日本,以内阁为代表的上层政治精英倾向改革,而下层执行官僚抵制改革。

比如大藏省等强势部门话语权压过日本央行,逼迫后者放水,继续浇灌已泡沫化的房地产和股市,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同样的事还有2013年6月的“钱荒”,也是某些部门逼着央行放水,继续吹大债务泡沫,而央行顶住压力愣不放,狠狠敲打了一番。

日本经济“失去了几十年”,根本不是主流观念中广场协议受胁迫,而是官僚们不愿承受结构性改革代价,错过了最好的改革时机,直至今日,日本仍存在大量管制和高额关税。

实际上,我们的高层早就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183公报里的白纸黑字就是明证。

这几年,我们也在推进一系列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

比如国企改革,可以参见君临前段时间发布的国改!新牛市

比如一把手亲自宣布的科创板注册制,参见君临二月发布的2019,资本大潮正在转向

比如宅基地转换为建设用地上市流通的阵阵风声;

比如放宽外资进入金融、汽车行业的限制,进一步降低关税的行动;

还有权宜之计,17年高规格全国金融会议,首次决定重点针对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降杠杆,并强调地方官要改变政绩观,财政纪律和债务约束跟官帽挂钩,为改革争取时间。

等等....

但文件上的东西,最终要落到实处,要及时达到改革预期而不是挤牙膏。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日本当初面临的阻碍问题,我们也有,举个不算远的例子:

《十万消费者》书中记载,二十年前,上海官员就加入WTO访美谈判。

代表团有一整晚都在接听各种从北京打过去的质问电话,其中电信沙皇吴基传直接威胁说,如果同意外资在中国的电信领域可以持股50%,他就立刻辞去电信部长的职位。

现实世界很复杂,过去就算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下令,也不是一蹴而就,还要经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官僚机构的重重博弈。

虽然我们不知道中美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是从419政治局会议公报中的罕见表述:

“经济下行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不难推测,美方多半也抛出了类似日本“结构性障碍协议”的内容,而我们则以高规格会议方式确认。

所谓“结构性,体制性”,要分开看。

前者是经济出现的问题,后者显然是指修复问题依赖的干部队伍建设。

 5 

今年两会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正部级减少8个,副部级减少7个,多数部委调整了职能权限和内部机构,地方今年也将跟随调整完毕。

机构改革,是位子、权力、利益的大洗牌。

好戏即将开场。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和财政,这两个事关全局的国家部委,权限算升了半格。

要知道,这几十年来,行业部委都把自己那摊子事看得紧紧的,颁布了无数法规文件扩权,管这限那,不仅捆住民间,也把地方盖的死死的,甚至还能干预央行和财政这些国家部委。

去年央行和财政隔空掐架,互相甩锅,但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苦衷。

争议焦点地方债,从08年开始已膨胀了10年,现在不顾形象出来将矛盾公之于众,很显然,两位大神已经嗅到了不好的味道。

虽然两神互相指责甩锅,但往深层次看,明显是指桑骂槐。

财科院刘院长在《财税体制怎么改》中说。

“国家财权至今尚未能实现统一”

“很多部门把注意力放在了分钱上。财政资金异化为一种权力,而不是责任”

比如各部委巧立各种“产业自主”、“粮食安全”、“科技创新”、“基层稳定”的名头,哄抢财政资金唐僧肉。

但事情总归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财政就砍掉了某些部委给光伏、电动车、机场等的补贴,过去,这可是动不了的。

两位深谙各种猫腻的大神初步归位,自然会让各路只管自家,不顾大局的人马忌惮,解决“体制性”问题总算有了些许眉目。

当然,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组织运行机制,又是另一篇故事。

目前是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在告警,川建国又在边上拿着鞭子抽着,这个坎必须得迈过去。

有人说,东亚的官僚模式都源自儒家,我们必将重蹈日本覆辙,许多人无比悲观,但君临却充满乐观。

我们要相信,形势比人强。

无论是政府家底,管制放松的空间,减税的空间,制度改善的空间,我们仍有一大把好牌。

关键问题是,如何出牌阻力最小,效果最优,也就是如今谈判首席讲述三大分歧中那个耐人寻味的“文本平衡性”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有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近现代变局之巨,创建现代国家之艰难,超过了一人一生的经验和想象。

建党90年,建国70年,我们经历了多少危机,又都能安然度过,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这一次,或许也要从这三大法宝中寻找。

就像任正非在采访回答中,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呼天抢地,而是反复强调: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

 6 

投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信息不对称。

当风险来了的时候,我们无法识别,看不清方向,以致亏损连连;

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们又犹犹豫豫,不敢上车,以致错失了一只10倍大牛股。

一切的原因,都在于我们的信息不够深入和全面,或者比别人慢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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