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外来人抢资源，其实他们在为大城市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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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由于当下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做到全国统筹，虽然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但如果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上海、北京这样一些人口流入地反而是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好的，在上海，劳动年龄人口中已经有一半是外来人口了。而在人口流出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反而比较严重。退休年龄太低、导致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已经在通过全国范围内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了。 而对于相对问题更为严重的人口流出地来说，要进一步缓解养老危机，那就只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养老体系的一体化，在全国水平上寻求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我把上面这些道理说给司机听，他说：“老师啊，你解开了我藏在心里5年的疑惑，过去我太狭隘了，只想到外地人来了抢我们的工作。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要想20年以后的事，要想以后上海怎么发展，以及谁来为我们养老的问题。”

你看，很多事情，大家之所以反对，还是因为道理没有讲清楚。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是可以讲得清楚的。

2、农民工花的钱哪儿来？

今天，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都与我们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上的思想不够解放有关，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关。

今天人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要让农民致富，就要让更多的农民脱离农业进城，但这里，还有一个在哪儿进城的问题。

江苏北部一个城市的文件里写到，将当地一个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投入15—20万，包括公共和个人的投入。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多万农民进城，这样算下来需要投入2400—3200亿，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政府财力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困惑完全是因为人们将“城市化”狭隘地理解为“就地城市化”，如果农民可以异地城市化，并且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建设用地产值最高的地方去，换取那里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个苏北城市的困惑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不仅如此，类似上面苏北某市的市民化成本计算方式极其荒谬，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被严重夸大了。据2012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各部委完成的一项城镇化调研显示，“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地方政府反对户籍改革的背后，是他们相信推进户籍改革并赋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将让地方财政背上巨大的财政包袱，并且短期看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大量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似乎也在佐证这种观点。

我们在认知市民化成本方面存在严重误区。

不少研究认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14万元之间，并以此推论中国未来10—20年将为农民工市民化耗费总额20—50万亿的公共成本。相较于我国每年13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而言，如此庞大的支出成本，令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都为之却步。事实上，当前实施市民化政策的成本被严重高估，导致其被高估的原因是我们在认知市民化成本方面存在几个严重误区。

一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公共服务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 市民化的边际成本并不是把城市的公共服务总量除以城市户籍总人口得到的平均值，因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存在非常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当一个城市新增一个人口的时候，这个人口占用的公共资源要远远低于既有人口所需要资金的平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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