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
币制改革
！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
市场化
，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