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导致医疗价格不断上升。
本文指出，
美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疗技术，但其独有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工人阶级并不友好。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低技能”人群失业，而医保由企业承担的现实，导致用工岗位进一步缩减，普通美国人陷入到药物滥用和失业的泥潭之中。另一方面，
伴随家庭、社会、国家福利等传统保障网络的衰落，医疗供给者联盟却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底层美国人愈发弱势。这意味着，
以芬太尼为由打压中国，可谓是
特朗普
转移内部矛盾，向底层选民投喂的一粒止痛药。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系列，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
，原题为
《The Epidemic of Despair: Will America’s Mortality Crisis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此为旧文重发
。
本文主要关注美欧的健康问题，但其折射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之变、医疗市场化等问题，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当然，由于美方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也可能仅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在遭受“绝望之死”
（death of despair）
这种流行病
（epidemic）
的困扰。这个术语创造于2015年，旨在形容由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或自杀造成的死亡。如今，“绝望之死”的人数不断上升，已成无可阻挡之势，连同长期以来因心脏病死亡人数的再度回升，最终呈现出一个惊人趋势：
从2015年到2017年，刚出生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上一次美国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大流感
（译者注：Great Influenza epidemic，1918年1月-1920年4月）
。
二十世纪时，美国在降低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重要的健康改善措施就起源于美国：
如禁烟和推广使用抗高血压药，降低了心脏病死亡率；发展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此外，随着知识、药物和技术的传播，全球其他地区的死亡率也随之下降。
现在，美国可能正带领西方国家走向相反的方向。美国人的“绝望之死”是否将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
是，也不是。
一方面，数据分析表明，美国的糟糕情况有一定的例外性
，尤其当涉及到“绝望之死”时，美国与其说是风向标，不如说是对其他国家的警示。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感到担忧
，因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国，死于药物过量、酒精和自杀的人数已在逐渐上升。尽管这些国家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系统，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络，以及比美国更好的阿片类药物管控，但
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工作外包和自动化的无情威胁。经济威胁正侵蚀着整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并推动美国“绝望之死”的危机。
(本文发表原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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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死，美国的病”
美国的死亡率在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三的时间内持续下降，直到90年代末，这一进程放缓，并很快出现了逆转。
预期寿命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5至64岁间的中年人死亡率不断上升，而增长最快速的死亡原因，是意外中毒
（几乎总是来自药物过量）
、酒精性肝病和自杀。
药物过量在三种“绝望之死”中最为普遍
，自2000年以来有超过70万人死于此因，2017年死于药物过量的美国人达到7万人。同年，绝望之死的总人数为15.8万人，
超过1995年艾滋病高峰之年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在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相当于这一年内每天有三架满载的波音737飞机从空中坠落。
2000年以来，“绝望之死”的总人数超过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上升了三分之一，如今每年的自杀人数超过了公路死亡人数，是谋杀死亡人数的2.5倍。
较近期出生的美国人，在人生任何年龄段死于毒品、酒精或自杀的风险都远高于之前的人群，而他们死亡率随年龄增长的上升趋势也更快。
这种死亡率的快速上升的趋势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但女性“绝望之死”的基础比率更低。
在2013年前，非裔美国人“绝望之死”的增长趋势并不突出。由于心脏病防治的进展突然放缓，以及2013年后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在街头蔓延，非裔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在此之前，“绝望之死”的流行主要局限于非西班牙裔的美国白人。
“绝望之死”的美国人几乎都没有获得四年制的大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