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 漫说一个三角锥，出版的

可能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把人们养成了凡事都非推出个“宇宙洪荒”不可的脾气，于是孔子便成为“最早的编辑工作者”。出版这一概念固然有历史演进（现在，电子软件的制造者也开始把自己划入“出版者”了），但恐怕孔子的编辑操作还是归入著者行为的好（其实是教育行为，孔老先生编辑了教材，还不曾达到出版的“历史高度”，许是因为无须用来评职称吧）。以他为万事之源，出版史（编辑史）一泻而下，不过是把中国通史的细部放大，清晰了，可并没增加什么。吕不韦命宾客编写《吕氏春秋》，悬之国门，增减一字者赏千金，或可说是写作态度之认真，似不能由著书立说的“编写”一下子变作出版“编辑”，成了“我国编辑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硬把刘义庆派到“编辑工作”题下，当然就只有《世说新语》的内容好说了。作为著者的编辑（编纂、编写），和作为出版者的编辑，缕述出版史之际，想来也“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的。

在汉字文化圈，正如活字印刷之于西方文化，雕版印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竹简木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了，而雕版书物（日语中有“书物”一词，就是图书之意，我想借来指涉“书这种物”，强调书之为物的一面）还活在东方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迄今对它也没有完全陌生。我们说到孔子，一般不会想到他“编辑”的是竹片木板，虽然都知道老夫子曾读得“韦编三绝”，把孔子学说流布开来的媒体主要是雕版。汉字文化圈的出版制度在雕版印刷时代便基本形成了。东方迟迟未进入活字阶段，是个遗憾，但也自有其理由。如读写能力低下，雕版印刷足以应付读者的需求；宗教本没有提高文化的志向，佛教的写经、印经是功德，不必像西方那样把《圣经》大量印刷（西方普及的是《圣经》，而东方普及的，大概是历书）；汉字过早地成为艺术，书写、雕刻本身就具有了价值，等等。活字印刷传入以来的近现代出版史当然是重要的，但东方文化的特色似应该向雕版时代里探求。例如令人饶有兴趣的“样本”，它既是以实物报酬补充稿费，也是对于作者行为的一种文化性认定，这一制度，在已具备大量复制能力的雕版历史阶段就完善了。活版行将被电子技术取代，仿佛这时更深感还没有好好研究雕版文化哩。

关于作为独立行业的出版和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法国文化史家沙尔杰（R.Chartier）有这样的说法：那在法国出现得相当晚，大概是一八三〇年前后。其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出版工作必须从书店的商业活动解放出来，而以往是混同的；再是图书的整个制作过程（从原稿选择到技术的解决、从美的选择到商业决定）必须由一个人物所把握。而现代意义的编辑有两个特性，从印刷厂的技术性活动、书店的商业性活动脱离，置身于智慧的及艺术的活动附近。这样的出版文化，尤其技术方面，日本完全是从西欧拿来的。百余年来日本人已形成“入欧”的传统，言必称“古登堡”，但要说现在的出版史研究，似乎还颇为“东方”，即传统书志学的。这可能是因为尚处于史料整备阶段，而对于文献的发掘和考察，那些训练有素的书志学、图书馆学专家用功最勤，而编辑者流即便有兴趣，一般也耐不得寂寞。冈野他家夫著《日本出版文化史》（一九五九年刊）可算是较早的出版史著作，把史料爬梳出一点模样来，但基本未脱出“何时、何地、谁写的、什么样的书出版了”的路子，更不曾触及出版的构造。书志学家弥吉光长致力于出版流通研究凡四十余年，一九六六年与出版界耆宿布川角左卫门合编《日本出版百年史年表》，自一九八七年，这位“八十七岁的老兵”开始印行《未刊史料中的日本出版文化》，为下一辈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史料的牧场”。他多年前曾谈及“构筑出版文化史的路程”，认为“不基于出版的史实而出自推论，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必须首先从出版基础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开始。”凭其深厚的书志学素养与功力，长年从“未刊史料”中钩沉“日本出版文化”，论说源流，翻印文献，迄今已刊行五卷（预定出十卷）；前四卷是关于近世出版史的论考，第五卷从新媒体——报纸和杂志的起源落墨，稽考近现代出版史、出版文化。（和冈野他家夫一样，弥吉光长也感叹出书难，他的这套书是“无偿”出版）或许是出于集团性，关心组织的历史，八十年代日本出现修史热，出版界的社史、团体史、出版人（经营者、编辑）传记也纷纷刊行。当然，社史意在自我宣传，只拣好听的记述，大都是发家史、兴业史之类，而且，社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在兴亡如走马灯的出版业界，一旦破灭，可能留下了图书，而出版社却不为人知了，但起码作为副产品，这些社史为现当代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可观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