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
2355
字，建议阅读时间
8
分钟。
1997年8月，大韩航空的一架民航飞机，飞往关岛，降落时遇到大雨。这个飞行员多次飞过这条航线。大雨虽然带来麻烦，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麻烦，况且他驾驶的是一架先进的波音747飞机。
可是，在种种错误之下，这架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山，机上人员254人共有228人罹难。
事故原因主要是飞行员的责任。他低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当天他非常疲倦，做出了错误决定。其他机组人员发现了问题，他们也提醒了飞行员，但是，提醒的语气非常委婉，简直就是暗示。
韩国是一个权力意识强烈的国家。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大副和机械师绝对不会对他们的上级——机长使用直接生硬的语气说话。那被认为是失礼。合乎礼节的说话方式是不那么直接，讲究委婉。这很符合韩国的文化性格。
在正常的环境下，机长不难听出下级的话外音，但在当时，机长非常疲倦，情况又很紧急，他没能听出下级委婉语气中的真实信息，没能及时修正错误，于是铸成大错。
韩国文化性格在空难中的作用被揭示出来以后，韩国航空公司痛定思痛，决心进行彻底的改变。他们请来了美国专家。专家研究以后，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
这个针对性的措施就是：要求所有韩国机组人员在工作时使用英语。两个韩国人在一起说英语，看起来有些怪异和做作，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语言中无处不在的等级意识。况且，英语是世界航空界的通用语言。机组人员和机场塔台指挥人员的交流，也要用英语。既然这样，始终都用英语，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理解。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的性格，必然大量表现在语言中。韩国文化等级意识强，于是，在语法、用词、语气、称呼等方方面面，都有强烈的上下尊卑的分别。用这种语言交流，必然伴随着强烈的等级观念。
文化所携带的这种文化性格，很难突破，因为人的思维无法脱离语言。因此，像韩国航空公司这样，有意识地使用另一种语言，是摆脱不利的文化性格的捷径。
在强调等级观念上，汉语也很明显。历史上，因为称呼的不同而导致重大人际冲突的例子，并不少见。
袁世凯早年投军时，张謇是他的老师，经常给他批改文章。张謇对袁世凯的文章很看不上，但张謇看出来袁是个实干型人才，多次向上推荐。这时期，袁世凯对张謇非常尊敬，称呼是“夫子大人”。
后来，袁世凯官做得越来越大，步步高升，对张謇的称呼也渐渐往下走，后来竟至于称呼其为“仁兄”。张謇听了，心里很不痛快，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有一次，张謇写信批评袁世凯，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这个称呼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袁世凯见了大怒，从此二人二十多年互不理睬。
其实，张謇和袁世凯之间，并无大的政治或者观念冲突。后来他们的和好，也是因为在立宪问题上的共同看法。但仅仅是因为称呼，就长期交恶。
有意思的是，经过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汉语中的等级意识实际上被弱化了。类似袁世凯和张謇的这种典故，今后如果不加注解，人们会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虽然也强调长幼尊卑，但对称呼已经不是那么敏感了。虽然如此，汉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性格。
中国文化重视家庭，强调家庭、家族成员的长幼尊卑、远近亲疏，所以，对每一个亲属都有精确的专有名词。舅舅和叔叔完全不同，伯父和叔父也一说就知道谁大谁小。英语则笼统地用Uncle称呼。也就是说，在说英语的人心目中，中国人看来各不相同、应严格区分的一大堆亲属，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较远的男性亲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