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黄益平：我国当前金融体系
对小微企业存在歧视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并以“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为题发表演讲。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李扬:应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
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以“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为题发表演讲。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波：证券监管的核心
是信息披露应全面引入注册制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出席并以“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为题发表演讲。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王一鸣：要统一思想
认识稳投资“不是一种罪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出席并以“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为题发表演讲。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