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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减税是饮鸩止渴》
减税的本质，是“改革的代价谁承受，红利谁来享受”。这个不仅是分配问题，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效率问题”——亦即改革代价和红利在劳、资的分配，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是否可持续发展。
一个正确的改革代价和红利分配，才能让增长可持续——而什么是正确的分配方案呢？符合当前要素结构、缓解当前要素扭曲的。
因此，写了这篇长文，谈三个问题：
1.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红利分配的关系——中国做对了什么？
2.我国当前的要素结构是什么——中国可持续增长当下要什么？
3.过去对的措施，现在还会有效么？——减税、砍社保、为了中美关税冲突放弃科技进步对吗？
1.中国作对了什么？实质低资本税收和弱管制
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劳动力要素的分红肯定是被压低了，不管资本要素的所有权姓公姓私，更多的分红到了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手上——有的用于投入再生产，有的则用于资本所有者自己的安排。
过去三十年，但凡是改革的代价，大部分是劳工承担，而改革更多是亲资方和管理层的——比如被津津乐道的90年代国企改革中，大规模下岗+管理层收购；
——比如煤矿私营后的矿难频仍（带血的煤炭）；
——比如过去二十年，早都有了这些税目、社保要求，但是政府主动的“弱监管+弱征稽”，形成实际上的轻税和轻管制。放任企业不对员工的医疗、养老负责。
而过去三十年，我国实际上是通过“弱稽征”来实现低税收的效果，而且我国在环保、劳权等议题上也采用了弱监管甚至不监管。
毫无疑问，这些对资方友好的做法，成就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工商业的荣景、成为了世界工厂，最终也在2008年后普惠了全民。
这种模式之所以在当时合理，是因为当时，我国的增长主要是被资本要素的缺乏所限制，而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环境容量要素等都不稀缺。只有亲资方，才能够解决要素扭曲对经济增长的舒服。
这样的模式有没有负面后果？我想是有的，比如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如东北的失败（下岗和管理层收购对东北地区彻底失败和再也无法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总结的。）这些后果当然和成果比，是次要的，而且是可以被解决的。
2.中国可持续增长当下要什么？
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不过二十多年，要素禀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国已经从一个人力要素和环境容量要素驱动国，逐步的转移为资本要素和知识技能要素丰富的国家。这种转变使得我国不可能继续“低薪高污染代工厂”模式！
这样的要素禀赋下，我国需要的是较高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来和资本要素、知识和技术要素来匹配。因此，只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才能有效的参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这些年困扰政府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既是低税收、弱监管的后果，也体现了我国非常危险的事实——消费能力不足。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其消费体量和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并不匹配。这当然和我国高企的贫富分化、劳工社保+医保+教育的保障不足有深刻关系（大量文章讨论过了）。
所以，对我国可持续增长来说，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技术科技要素+好的消费能力
3.过去对的措施，现在还会有效么？
所以，低资本税+弱监管+向美国低头放弃技术进步，还是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药方么？我认为不是。工商业要求的这些政策，的确符合他们利益的，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如果采用这样的措施，我们的要素会进一步的被锁在高污染、低附加值、严重依赖外贸的结构下。要素扭曲解决不了，有就业和生产，但没有有效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我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和经济困境，都来源于低资本税+弱管制，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而我国现在的核心困境时这种亲资方的转移支付制度造成的三大问题：人力要素质量提升速度慢、技术进步不足、贫富分化带来的消费不足。
那么，一个本来就因为低资本税+弱管制造成的问题，现在开药方继续开减税、砍社保，这是不对的。
4.我们该做什么？——降低劳方的税负、加强财政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倾斜
为什么中国过去四十年能成功？因为根据要素禀赋制定经济战略。为什么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是压舱石？因为要素互补，而不是竞争。
当我国资本要素不再稀缺，而稀缺的是高质量劳动力要素和技术知识要素的时候，教育科研的投入就应该是我们的“新铁公鸡”。这意味着，政府正确的做法，是对教育研究进行投入，同时鼓励人们更谨慎的生、更好的教养。让每一个孩子得到的教育投入都提升。
而为高科技企业所提供的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比如通信数据基础设施），才应该是我们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我国未来的就业，不应该由无安保的煤窑、高污染的地条钢作坊、低工资的实业等提供；未来除了研发、金融和制造业技术人员，至少应该是送餐小哥、滴滴司机、还是给AI公司的标签工去解决我们的就业。这样的就业才能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
减税的本质，是“改革的代价谁承受，红利谁来享受”。这个不仅是分配问题，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效率问题”——亦即改革代价和红利在劳、资的分配，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是否可持续发展。
一个正确的改革代价和红利分配，才能让增长可持续——而什么是正确的分配方案呢？符合当前要素结构、缓解当前要素扭曲的。
因此，写了这篇长文，谈三个问题：
1.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红利分配的关系——中国做对了什么？
2.我国当前的要素结构是什么——中国可持续增长当下要什么？
3.过去对的措施，现在还会有效么？——减税、砍社保、为了中美关税冲突放弃科技进步对吗？
1.中国作对了什么？实质低资本税收和弱管制
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劳动力要素的分红肯定是被压低了，不管资本要素的所有权姓公姓私，更多的分红到了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手上——有的用于投入再生产，有的则用于资本所有者自己的安排。
过去三十年，但凡是改革的代价，大部分是劳工承担，而改革更多是亲资方和管理层的——比如被津津乐道的90年代国企改革中，大规模下岗+管理层收购；
——比如煤矿私营后的矿难频仍（带血的煤炭）；
——比如过去二十年，早都有了这些税目、社保要求，但是政府主动的“弱监管+弱征稽”，形成实际上的轻税和轻管制。放任企业不对员工的医疗、养老负责。
而过去三十年，我国实际上是通过“弱稽征”来实现低税收的效果，而且我国在环保、劳权等议题上也采用了弱监管甚至不监管。
毫无疑问，这些对资方友好的做法，成就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工商业的荣景、成为了世界工厂，最终也在2008年后普惠了全民。
这种模式之所以在当时合理，是因为当时，我国的增长主要是被资本要素的缺乏所限制，而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环境容量要素等都不稀缺。只有亲资方，才能够解决要素扭曲对经济增长的舒服。
这样的模式有没有负面后果？我想是有的，比如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如东北的失败（下岗和管理层收购对东北地区彻底失败和再也无法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总结的。）这些后果当然和成果比，是次要的，而且是可以被解决的。
2.中国可持续增长当下要什么？
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不过二十多年，要素禀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国已经从一个人力要素和环境容量要素驱动国，逐步的转移为资本要素和知识技能要素丰富的国家。这种转变使得我国不可能继续“低薪高污染代工厂”模式！
这样的要素禀赋下，我国需要的是较高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来和资本要素、知识和技术要素来匹配。因此，只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才能有效的参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这些年困扰政府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既是低税收、弱监管的后果，也体现了我国非常危险的事实——消费能力不足。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其消费体量和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并不匹配。这当然和我国高企的贫富分化、劳工社保+医保+教育的保障不足有深刻关系（大量文章讨论过了）。
所以，对我国可持续增长来说，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技术科技要素+好的消费能力
3.过去对的措施，现在还会有效么？
所以，低资本税+弱监管+向美国低头放弃技术进步，还是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药方么？我认为不是。工商业要求的这些政策，的确符合他们利益的，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如果采用这样的措施，我们的要素会进一步的被锁在高污染、低附加值、严重依赖外贸的结构下。要素扭曲解决不了，有就业和生产，但没有有效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我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和经济困境，都来源于低资本税+弱管制，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而我国现在的核心困境时这种亲资方的转移支付制度造成的三大问题：人力要素质量提升速度慢、技术进步不足、贫富分化带来的消费不足。
那么，一个本来就因为低资本税+弱管制造成的问题，现在开药方继续开减税、砍社保，这是不对的。
4.我们该做什么？——降低劳方的税负、加强财政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倾斜
为什么中国过去四十年能成功？因为根据要素禀赋制定经济战略。为什么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是压舱石？因为要素互补，而不是竞争。
当我国资本要素不再稀缺，而稀缺的是高质量劳动力要素和技术知识要素的时候，教育科研的投入就应该是我们的“新铁公鸡”。这意味着，政府正确的做法，是对教育研究进行投入，同时鼓励人们更谨慎的生、更好的教养。让每一个孩子得到的教育投入都提升。
而为高科技企业所提供的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比如通信数据基础设施），才应该是我们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我国未来的就业，不应该由无安保的煤窑、高污染的地条钢作坊、低工资的实业等提供；未来除了研发、金融和制造业技术人员，至少应该是送餐小哥、滴滴司机、还是给AI公司的标签工去解决我们的就业。这样的就业才能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