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怎么破？

昨天晚上的《奇葩说7》辩题是“你支持推出前任点评app吗？" 刘擎教授发言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的说法让我眼前一亮。

同时昨天项飙教授在腾讯研究院的大会上的发言主题也是从“社会人”到“系统人”。看来普通你我成为“系统人”已是既成事实无可避免了，究竟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这让我想到，不久前我们报道了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平台、技术与传播国际研讨会”，讨论的其实也是人在各种app的包围下如何自处，以及“系统人”的未来的问题。

虽然这些研究中提到的点外卖及雇佣家务工的平台和人还是“取用”关系，还没到“被殖民”的程度，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情感生活也可以被点评，也高度依赖这些互联网平台了呢？

平台的未来？系统可以被改进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邱林川教授说，在21世纪之初，平台是被神话为一个政治中立，经济平等的世界的。

然而时过境迁，问题日益暴露，平台的形象愈发负面，在这里，劳动者被压榨，消费者被欺骗。但邱林川试图反思这种泛滥的批评。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平台都会追随资本的逻辑，也有一些公众参与组织的平台，例如维基百科等，靠的是公众的集体参与生产知识。

邱林川认为可以用Public service media、Commons再建构对平台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引入是一种对公共性的引入，平台并不一定皈依资本。

邱林川认为“世界地方主义”是一种新的出路。

不同于“全球地方化”强调自上而下，从全球渗透到地方的文化过程，“世界地方主义”强调资源的共享，实现共享的制度。

“世界地方主义”是一种将小规模的韧性社区，同开源运动的社区形式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一种“设计全球化，制造地方化”的平台的种子形态。

可以从地方政府着手，积累经验，迎接资本主义平台内爆危机之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它有可能打破资本控制政府，政府控制民族的情形。

读到这儿你可能已经觉得太乌托邦了。

不过，邱林川说，GitHub已经是这种思想的实践。

他继续说，当今政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人们日益陷入身份政治的对立之中，运动的诉求依然要指向政府，而政府都面临着被资本控制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认为，另类平台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补充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激进左翼则认为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带来资本主义的巨变，”

邱林川说，“而“世界地方主义”的改革派的立场比较温和，他们认为平台可以利用科技，对资本进行改造，从而实现资本为公共利益和政府服务，而政府为社区服务的新形态。”

外卖app从“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算法生产

社科院新闻所的孙萍研究了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过程。例如，在平台配送时长算法的严密计算中，时间和空间发生了折叠，“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目标精准到每个配送员的身上。

孙萍不仅关注数据科学里的算法，也关注社会科学里的算法，即关注算法所形构的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

孙萍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这个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gency），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网络”并不单纯指代互联网或社会网络理论，它指代一种本体论的认知。

具体说来，是一系列行动的组合体，网络的参与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物流链、交通工具等在内的非人行动者。

平台的“算法初转译阶段”是培养人们吃外卖的习惯。无论是消费者和商家，还是物流，交通，网络都会被卷入这个阶段。算法在这个阶段也经历了从人工派单模式到系统派单模式，再到云端分组派单模式最后到深度学习智能模式的转变。

算法的“加速生产阶段”引入了更多的速度与竞争。2017年以后，外卖半台迎来爆发式发展，竞争也日趋激烈。平台间核心的竞争变成了对“按需服务”的强调，高效便捷成为了强制要求。比如有“XX外卖，送啥都快”的广告词，如果骑手没有按时到达，就要赔付。

再后来，平台进入了算法的“垄断生产与粘性使用”阶段。平台推出了多样服务，如灵活的配送模式和更广的服务领域，形成了一种独家经营权制度，即站队经营，流量倾斜，粘性培养。最后剩下的两大外卖巨头形成了一种鷸蚌相争，没有渔翁的市场格局。

孙萍说，外卖平台的算法空间生产牵涉到不同的利益角逐、资源争夺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展现了一种从“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过程。

梁萌：“平台”劳动中的性别隔离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梁萌发现app平台劳动上显见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例如，家政业主要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约占95.5%，而外卖行业主要以男性为主，占90%。

她举例说，外卖平台的争抢订单的派单游戏迎合了男性热衷竞争的特征，此外，平台会给抢单较多的外卖女骑手贴上‘女汉子’的标签，塑造了人们对于外卖行业的刻板印象。

梁萌回顾了性别意识的相关研究。在城乡流动就业早期，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但资源分配本质仍然是传统路径。外出打工以男性为主，留守女性从事农业活动。

在世界工厂时期，工厂利用传统女性身份与文化，以军事化管理与传统父权制男性气质高度一致的强硬性，攻击性的监管方式，构建出一代顺服，温情的打工妹群体。

在家庭内部，经济自主性使女性开始具有话语权，男性则在自身边缘经济位置的制约下做出了男性气质妥协。而到了现在的平台劳动时期，则形成了一种“外卖小哥-家政大姐”的职业性别隔离。

梁萌的研究问题是这种性别隔离是否全然是传统的延续?她试图在“具体情境”中回答这个问题，强调个体身份的多元性，情境性和主体性。

梁萌发现，新生代的农民工是平台经济的劳动力蓄水池。

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特点则是：他们往往是由祖辈照料大的留守儿童，祖辈受到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女童更多负责承担家务，男童在成长过程中总能够享受闲暇娱乐。这使得新生代的男性农民工有着向往自由，不确定性较高，频繁跳槽的新特性。这恰好与平台的劳动环境比较契合。

从“外卖小哥和家政大姐”的形象建构来看，平台用工使性别身份和年龄身份成为关键要素，也是人们形成对该职业劳动者主流认知的重要基础。企业形塑又反过来影响潜在劳动者的职业选择。

因此，梁萌认为职业性别隔离并不是自然的延续，通过固化已有的分工，建构性别化的职业气质，建立惩罚越轨者的机制，职业性别隔离得以形成，是客观工作条件和平台主观建构的双重后果。

外卖业就是这样通过以上一系列机制，与作为潜在劳动力“蓄水池”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具传统男性性别气质、更具向往自由、适应不确定性，排斥枯燥单调的机器生产等“新特性”产生呼应，从而将他们顺利吸纳进来。

最后的结果是，平台劳动看上去是新型用工模式，但内核却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是性别隔离。

对于平台的相关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阳教授评议道：在数字平台时代，一些行业平台已经形成了双寡头的垄断，而我们不得不在平台上生活，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考虑自我和平台的关系。

社科院研究员卜卫评议了性别相关的研究。她说，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中国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歧视”的定义，我们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这个概念，也需要建立起性别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

（本文首发澎湃新闻，有改动）

 王芊霓  吴怡  王一凡 /采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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