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期，“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书中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形象大致上都服膺于一种“文化乌托邦”的想象。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崛起，中国形象在西方发生了巨大转变，东方成为西方文化上的“假想敌”，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他者”。到18世纪末期，西方眼中的中国已成为专制腐朽、愚昧无知、野蛮的代表，于是，“黄祸”心理顺
势而生。
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媒介之一，其对“黄祸”的表现也顺应着西方人的文化心理。
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惧并非单纯地聚焦于华人个体，而是经历了华人个体-中国形象-泛东方化形象群的过程。从美国历史现实来看，对“黄祸”的记载大多强调“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据统计，在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时，美国华人人口数量仅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0.0002%。这对白人就业机会的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
“黄祸”兴起，主要源自西方社会文化心理上对东方这一“他者”话语的臆想和恐惧。而这种恐惧“既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军事的，
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恐慌”。
因为“中国人巨大的数量与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感到不安”。从另一角度看，对东方的异域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构了美国的“民族共同体”。通过对中国这一“他者”的确认，西方以确保“自身存在的切实性与安全性”，从而建立起美国民族内部的自我意识。
作为银幕上的“黄祸”代表，“傅满洲”这一形象并不具有坚实的现实根基，他只是原著作者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作者声称“傅满洲这个人根本就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其实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但
这一凭空捏造的“傅满洲”形象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媒介对中国/东方的刻板印象之一，成为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形象挥之不去的幽灵。
好莱坞对华人形象的建构大致经历了从“黄祸”到“拯救者”的转变。如早期的“傅满洲”系列影片便是西方对“黄祸”恐惧的典型代表；面对西方的想象性建构，华裔导演将美国对中国“内部他者”的想象位置转化为银幕华人的自觉塑形，体现出华裔导演对中国的形构和想象，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西方文化理念之间的扞格；
一些华裔导演站在西方想象的“他者”位置上进行自我展演，这一展演满足了西方观众的文化心理的内在需求，却也是中国形象的自我异化
，这背后仍是好莱坞全球化策略的产业操纵。
从华人形象-中国形象-泛东方化形象群的
银幕构型变化背后隐匿着好莱坞深层的政治文化策略。一方面，我们要抵制“黄祸”的银幕呈现；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警惕在“拯救者”形象背后“中国威胁论”的隐秘逻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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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他者”的内卷化
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形象的银幕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民族共同体建构参照的银幕表征。银幕上的华人形象为美国国家、民族认同提供了“他者”位置上的想象。这一想象有利于美国“辨识本民族共同体的特性、强化共同利益与塑造共同命运”。
有论者认为，美国银幕上的华人形象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撒旦”形象，另一类是“家臣”形象。前者代表着邪恶，后者则代表着顺从。
这一过程中，华人角色从银幕宰制走向了温和驯顺、被欲望的对象。同时，这一过程也造成了华人形象银幕主体性的丧失，从外部他者被转换为内部他者的异质性存在。
“傅满洲”系列电影、“陈查理”系列电影以及《苏丝黄的世界》等影片较为准确地勾画了好莱坞银幕上华人形象的内卷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