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少个夜晚,黄颖琳在书本中与非洲对话。
“其实我大一开始就想去非洲主要是受到一位学姐的影响,她来自社会学系并且一直希望毕业后去非洲的NGO(非政府组织)工作,毕业后她也如愿去了肯尼亚一家不错的社会机构。
学姐对我影响很大,她给我推荐了不少关于非洲的书,例如《蓝毛衣》,在她的潜移默化下,我开始对非洲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产生了兴趣。
”
2014年暑期,AIESEC组织大学生去肯尼亚支教。黄颖琳想报名,但被父母劝阻。她知道,父母是担心她的安全。在此之前,她从未跨出过国门。
最后,她选择去宜昌五峰支教,并结识了一位同龄的俄罗斯志愿者。
2015年暑假,在这位异国好友的鼓励下,黄颖琳独自踏访了俄罗斯位于北极圈的十座城市,基本靠肢体语言完成了整个旅行。
她的见识多了,胆量也越来越大。
“第一次出国自由行去俄罗斯,是打开一扇窗,而非洲之行,则是推开了一道门,我从中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偏见。
”
采访中,黄颖琳如是说:“以往可能觉得去非洲就是做志愿者、做公益,但是实地了解才发现这是一个发展非常快、机会非常多的地方。
同时非洲也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如哈佛大学的学生、牛津大学的教授等等,这也让我开始关注中非关系的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非洲的发展潜力很大。”
2016年暑假前夕,黄颖琳看电视时,偶然得知国际公益组织
“中南屋”
正在招收赴非野保志愿者,她的非洲梦再次被点燃。
经过应聘和面试,当年6月29日,她作为野保传播专员,独自飞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走下飞机,黄颖琳看到,取行李的地方竟是一间活动板房。机场外,满眼是又高又壮的黑人,耳旁充斥着各种不懂的方言,警察手持枪支巡逻。
她有些害怕,等待接机者的15分钟感觉特别漫长。上车后,原本又累又困的她,却连眼睛都不敢眯一下。
“在非洲实习的时候,我的一个做中非关系研究的同事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Binyavanga Wainaina写的《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这篇文章解释了很多关于非洲的偏见问题。
以前在书里读非洲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原始部落,贫民窟……但是亲身体验的,是生活化的非洲,不可否认这里确实有很多问题,随处可见大群失业青年、混乱的治安、落后的基建,但这里也有拿着咖啡匆忙上班的白领、市场里买菜的家庭主妇,贫民窟里从商场小学到妓院都有,不少在首都当保安的马赛族青年依旧穿着部落传统服装。
在书中读到的是一个被媒体渲染的神秘大陆,而亲身体验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
。
”
经过短期的适应后,接下来的三个月,黄颖琳开始好好打量这片她向往已久的热土。
在长颈鹿中心,她给长颈鹿喂食,观察它们带刺的舌头;
在小象孤儿院,她了解每头象的悲惨遭遇;
在妇女救助中心,她听那些曾经的失足者讲述重生的故事;
在贫民窟的小学,她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小朋友玩游戏;
在肯尼亚国家公园,她看到持枪的护林员日夜守护着全球最后一头雄性白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