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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邢颖 编辑 | 张伟
说到香港，许多人会想到狮子山。1973年，讲述香港经济腾飞时草根阶层拼搏不息的电视剧《狮子山下》开播，而黄霑作词、罗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广为传唱，“狮子山精神”成为港人奋斗精神的象征。
说到具体的狮子山，则端坐于香港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狮子”头面向九龙西边，狮身连尾巴完整地伏在山上。
狮子山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艰辛历程，而以此山命名的“狮子山精神”也刻印在许多香港人的心里，体现在千千万万的香港人身上。
15年前的2002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欢迎晚宴上，还特别念了一遍《狮子山下》的歌词，并表示，“我看了这个歌词以后，很受感动。我相信在座的参加创业的这些老前辈，更有这种感受。因为歌词的每句话，都充满着真实的感情，而这种真实的感情，会永远发光。”
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南天海角，狮子山前，我校耸立辉煌”，坐在办公室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只要抬起头，便能透过窗户望见远处的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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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立在香港浸会大学
很多个周六，他都会去爬狮子山。而他与这座山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1960年代。 彼时，他正好住在狮子山下。“那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玩具，就跑到山上去玩，山上有条小溪，我们从里面捞出蝌蚪带回家，看它慢慢长大变成青蛙。”
年幼的周伟立喜欢站在狮子山顶俯瞰着他出生和成长的香港，“往南边看是香港岛和九龙，往北就是沙田、大埔、粉岭，那时新界沙田不是今天高楼林立的样子，没有房子，都是农田，另外一边就是市区有很多房子。”在他看来，狮子山是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线，站在狮子山顶的自己可以同时看到香港的两面。
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住在狮子山下的香港人一样，周伟立一家住在徙置区，这是香港政府早年所建的公屋。10平米左右的房间容纳着这一家8口人的生活起居，卫生间则为多户人家共用。 “60年代的香港还是比较穷的，那个年代基本都是这样的”。周伟立的爸爸当时在工厂工作，妈妈把一些叫做“家庭工业”的活儿接回家做。“比如有人做塑胶花，很多人说李嘉诚因为这个发家。我们做的比这个更需要技术一些，我家有两台缝纫机，我妈接单在家里做牛仔裤。”
周伟立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帮忙赚钱，“我做作业比较快，然后就帮妈妈做，她教我一些简单的，比如把口袋缝起来，在裤边走一行直的线，现在给我一台缝纫机我都会用”。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周伟立认为《狮子山下》这部电视剧非常容易引起香港人的共鸣，他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爸妈经常说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做投机取巧和损人利己的事情。我认为‘狮子山精神’就是在不利的环境下，不是躺在那里说我没有办法，而是咬紧牙关，找办法开一片新天地。”
1980年，周伟立考入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92年回香港大学任教，如今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在从事教育的25年里，面对自己的学生，他认为不需要刻意灌输“狮子山精神”：“把自己做好，用心做事，学生会看得见”。
去年，在一次以歌曲为主题的讲座现场，周伟立唱起了年轻时学会的《我的祖国》，视频一度广为传播。谈及此，周伟立表示，当年“香港很多学校都有人在唱，我们对内地了解比较少，希望知道多一点。大学生都在问自己，内地很多地方比较落后，自己有什么可以做的。和内地亲戚的亲情也一直维持着。”这也道出了当时香港的大学生态。
今年70岁的何伯是一名香港小巴司机，和妻子住在新界葵青区大窝口的一间公租屋里。这是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子，铁窗铁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伯夫妇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能够拥有这座居所，何伯感慨“好似中了六合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何伯夫妇也住过徙置区。“长长的条廊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房子，全部没有窗户，厨房和公厕在屋子前，经常两三天才来一次水，我爸爸先洗澡，洗过的水我再洗”，何伯说。如今，每月只需向政府支付1000多港币，何伯夫妇便能安居在这间公租屋里。而附近相同面积的私屋（商品房），租金将近8000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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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何太
为了谋生，何伯早年做过很多工作，如工厂的机械维修工、维持社会治安的辅警、医院的后勤人员等等。2008年从地政总署寮屋管制组退休后，他应聘成为一名小巴司机。 每天中午12点在家吃完午饭，何伯开工，直到凌晨12点下班回家。“每月基础工资很低，工资按照每天开的班次计算，为了多开几班，他常常应付着吃顿下午饭”，何太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
但是何伯对工作的喜爱，令何太哭笑不得。“我生了孩子后身体不好，再没有出去工作了，有时候想去看看他，一上车他就把我赶下来，说不要打扰他工作，不要占我乘客的座位”。
“年轻时，父母总教育我们肯干才能有饭吃，我现在安居乐业，觉得很幸福”。何伯认为，“狮子山精神”不只像李嘉诚一样的成功人士有，它的主体是香港的普通大众。
同何伯的观点一样，居住在大围田心村的徐太也认为“狮子山精神”体现在所有香港市民身上。上个世纪90年代，徐太一度曾动过移民的念头，却终于没有走。“我和丈夫都在香港出生长大，从小时候一家6口挤在公租屋里，到凭借文凭找到工作，再到成家后和丈夫一起买房，全家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如果移民，那等于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更重要的是，徐太看到，回归后的香港仍旧是一个推崇努力打拼、每个人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城市，这点和回归前并没有不同。
而今，年近六旬的徐太决定回内地养老。“前几年我在广东番禺买了一套房子，但那里只是一个落脚点，我想去内地的很多地方旅游，比如四川的九寨沟、杭州的西湖、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安、重庆、厦门等等……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普通话还不太好”，说着徐太不好意思地笑了。
香港的年青一代怎样理解“狮子山精神”？
“小时候爸妈跟我讲过‘狮子山精神’，当时我很疑惑，我住在港岛，狮子山在九龙和新界，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爸妈就特地带我去那边看，跟我讲，以前狮子山住的是香港基层的人们，各方面环境都不好，但是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生于80年代末的香港青年黄芷渊记得，中学历史课上，老师在讲到香港历史时，教大家唱《狮子山下》，“老师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上一辈、上上一辈是怎么打拼的，香港今天的成就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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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山
黄芷渊还记得2003年，也就是“非典”传播的年份。那段时间，香港的电视台里经常会放《狮子山下》这首歌。“在现实中看到整个社会面对着同一个困难，整个社会还是很团结的，那个时候才真正了解了歌词的内涵，发现歌词特别好，特别励志。”
黄芷渊之前一直认为，他们这一代香港年轻人生于物质富裕的年代，可能无法体会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但在一场SARS中，黄芷渊看到了香港人守望相助的价值，看到了这个文明社会的优秀质素。“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仍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包括在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新一代，甚至在香港成长的内地新移民。”黄芷渊对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说道。
“90后”香港学生黄凯怡从香港高校毕业后，选择来到北京大学攻读中文专业的硕士。一个女孩，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读书，刚开始家人不放心，反对她的决定。但她还是听从了自己的决定，由于专业与大学所读并不相同，她刚开始的时候跟不上学业进度。但她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将这段求学生涯变成了自己最宝贵的经历。下一步，他会到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在文学领域的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
在黄凯怡看来，“狮子山精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是大家共知的一个事情，不用特地去强调，它是香港人的一种特质和处世方式。”![]()
校对 |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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